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等左翼文艺团体对鲁迅开了炮。 署名杜荃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称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而“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因此“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意的Fascist(法西斯蒂)”。 鲁迅显然对此很在意，一度戏谑地使用“封余（封建余孽）”“二反（二重反革命）”为笔名。 这个“杜荃”是什么人？ 81版《鲁迅全集》的责任编辑陈早春考证：杜荃就是郭沫若。 《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有一项特别要求：“注释中遇到的一些较重要或较复杂的问题，应特别严格掌握分寸，并将注稿送请上级领导审定。” 陈早春一连五稿，在注释里写上这一条，结果都被删除了。 陈早春的主要依据有： 1，鲁迅自己暗示过。在引用杜荃的文章时，鲁迅说它出自《创造月刊》的“东京通信”。而当时创造社的核心成员中，只有郭沫若避居东京。鲁迅显然是在暗示自己知道杜荃就是某君。 2，鲁迅跟冯雪峰说过。1932年鲁迅跟冯雪峰说：我与郭沫若搞不到一块，杜荃骂我的话，我怎能忘记得干干净净。 3，同时期其他作家的表达，如与郭沫若曾同为创造社干将的张资平，在与鲁迅的论战文章中，曾明确引用杜文的观点，并指为郭沫若。 4，郭沫若个人的间接自证。杜荃文章里所述个人活动，与郭的行迹高度重叠。 陈早春的考证，有他的依据，缺憾是，没有直接的证据。 而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提供了一个材料：1977年郭老85岁生日，冯乃超来看望，当面问郭，当年是否曾以“杜荃”为笔名写过这个文章，郭沉默片刻，说，记不起来了。 王廷芳拿文章给他看，郭看过说，这篇文章和我当时的观点基本符合，但是，是不是我写的，记不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