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彭德怀曾掌掴何绍南，致使国民党军中出现对其谈虎色变的情况吗？ 1939年1月，陪都重庆阴雨连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一纸“溶共限共”决议。表面写着“加强统一领导”，行文间却暗藏“以防后患”四字。就在同一时段，武汉、广州已经丢失，日军推进到南昌外围，正面战场吃紧，却有人把矛头悄悄对准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对外战火汹汹，对内暗流涌动。华北敌后，八路军正忙着拆铁路、炸碉堡；长江以南，新四军摸黑潜行于稻田、竹林之间。可3月30日鲁南太河镇，八路军一个联队提前打招呼后仍被扣留，黄昏时分冷枪突响，两百余人被俘，夜里三名干部遭活埋。6月12日，平江通讯处又被包围，枪声整整持续了半个时辰，墙上留下上千个弹孔。11月11日确山的黑夜更惨，数百名新四军家属连同群众一并倒在雨中。数据冰冷，却足以说明“限共”正在逐条落地。 摩擦不断，日军却乐见其成。为了绞杀敌后抗日力量，日方开始实施“囚笼政策”，先在交通线上筑封锁沟，再借汪伪政权开展劝降。国民党内部一些地方保安团则打着“清剿土匪”的旗号，趁夜剿杀游击队。陕北绥德地区尤为典型：专员公署发出密令“严禁赤化”，保安队时常摸向边区村落，绑走青年，顺手抄走公粮。延安方面多次致电“望克制”，回电却多是推诿。 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本来忙着筹划冬训，无奈前线频遭骚扰，他只得于12月初率随行人员南下西安，准备当面找西北行营主任程潜和陕西省府交涉。刚出三原，汽车被一队便衣拦住搜查，理由是“防日特”。警卫连明知对方来路，却按规矩卸枪等检。没想到对方不但搜车，还硬要带走几名通信兵。彭德怀沉了脸，当即喝令抓捕八名便衣，丢进卡车后斗篷一盖继续前行。 两天后，队伍抵泾阳。程潜已设宴相迎，却被这八位“客人”搅得尴尬。程潜苦笑着劝道：“老彭，都是误会。”彭德怀没有回话，只让卫兵押人至院外，自己端坐等一位关键人物——绥德专员何绍南。傍晚，何匆匆赶到，尚未落座便听质问：“八路军到底是不是抗日部队？”何绍南嘴角一翘，答非所问。彭德怀抬手，清脆一声，满屋皆静。第二下巴掌甩出时，何已低头闪躲，椅子差点掀翻。 “再有一次，你们放第一枪，我就放第二、第三枪。”这句警告不算多响，却像石头投入水面，涟漪直传西安、南京。会后，押来的便衣被交给行营处置，何绍南则草草递交检讨，随即退居二线。当地传出一句话——“宁可碰阎王，不要碰老彭”，倒也说明了事件震慑之效。 短期平静来之不易，却掩盖不了根本问题：高层会议里陈词滥调，地方武装却可随意挑衅，没有约束机制，合作自然脆弱。抗战尚未胜利，内耗已耗去宝贵兵员与军需；如果不是敌后武装苦撑，太行、太岳也许早已被日军筑成一色碉堡。 翌年春天，百团大战的号角吹响，华北铁路线上火光连天。许多国民党军官这才惊觉，当初在会场上被轻描淡写提及的那支队伍，竟能牵制优势日军主力，减轻正面压力。人们开始把“限共”与伤亡数字对照，心中五味杂陈。至此，那两记耳光的回声仍在西北黄土塬回荡，提醒着人们：合作并非口号，而是要靠实际的尊重与约束来维护，否则任何统一战线都会被暗箭射成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