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晚年贪财好利，他搞贪腐有一个特点，绝不让送钱的人吃亏，因而在

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晚年贪财好利，他搞贪腐有一个特点，绝不让送钱的人吃亏，因而在官场获得了“取之有道”的“美誉“。当时官场流行一段顺口溜：“涂宗瀛偷窃；刘秉璋抢掠；潘鼎新骗诈；惟李瀚章取之有道。” 李瀚章能成为晚清重臣，绝非仅凭弟弟李鸿章的光环，他自身也具备出色的办事能力。他出身于安徽合肥的书香门第，道光二十九年以拔贡身份踏入仕途，随后被曾国藩看中，调入军营负责粮饷营务。 在军营中，李瀚章凭借条理清晰、办事牢靠的特点，深得曾国藩赏识，逐渐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干将，一路平步青云，先后出任湖广总督、漕运总督、两广总督等要职，手握一方军政大权，是晚清时期极具影响力的封疆大吏。 早年的李瀚章还算清正廉洁，可到了晚年，随着权力达到顶峰，加上身边同僚个个贪腐敛财，他也渐渐动摇了初心，走上了贪腐之路。 在晚清时期，淮系官员贪腐成风，涂宗瀛、刘秉璋、潘鼎新三人，便是当时贪腐圈子里的典型代表，他们的贪腐手段各不相同，却都备受诟病。 涂宗瀛曾担任河南、湖南巡抚，后来升任湖广总督，他的贪腐方式十分隐蔽，就像小偷一样暗中积攒钱财，传言他晚年将大量白银藏匿在花盆之中，打算分批运回原籍，没想到途中偶遇钦差彭玉麟，车夫情急之下故意翻车，白银尽数外露，沦为当时官场的一大笑柄。 刘秉璋是淮军名将，曾在中法战争中指挥镇海之役，击毙法将迷禄，名动天下，可他贪腐起来却十分粗暴，近乎抢掠，不过他在督蜀期间，勤政廉洁，维修都江堰、创办新式学堂，做了不少实事，最终因成都教案成为替罪羔羊，被革职永不叙用。 潘鼎新则擅长用欺骗的手段敛财，不仅欺骗商人，还曾在中法战争中诬陷同僚冯子材，谎报军情、瞎指挥，导致清军战败，最终被参劾去职，身败名裂。 与这三位同僚相比，李瀚章的贪腐方式显得格外“体面”且“讲信用”。 李瀚章从不强取豪夺，也不偷偷摸摸，更不会收了钱不办事，反而给自己立下了一条规矩：只接受能办成事的贿赂，只要有人送钱求他帮忙，他必定竭尽全力，确保送钱的人能获得相应的回报，绝对不让对方白白花钱。 李瀚章担任两广总督期间，有一位候补知县一直渴望获得实职，于是特意凑了两千两白银送给李瀚章。李瀚章收下银子后，很快就将富庶的汉阳知县职位任命给了这位候补知县，还特意叮嘱他，任职期间要善待商户，不要过度征收厘金，给商户留有余地。 后来这位知县在汉阳任职一年，不仅收回了行贿的成本，还赚取了巨额利润，等到他升任知府后，还特意登门向李瀚章致谢，足见李瀚章“讲信用”的特点。 李瀚章这种“讲信用”的贪腐方式，在贪腐成风的晚清官场，反而显得与众不同，也让他收获了“取之有道”的名声。 一方面，李瀚章贪腐的钱财主要来自官员和商人的“孝敬”，从不搜刮底层百姓，因此没有遭到民众的唾骂。 另一方面，李瀚章言出必行，比那些收了钱就翻脸不认人、甚至坑害行贿者的官员靠谱得多，因此在官场人缘极好。 除此之外，李瀚章还有一个处世原则，他为官三十多年，从来没有弹劾过同僚的贪腐行为，因此被同僚称为“官界佛子”，没人愿意主动揭发他的贪腐之事，这也让他得以安稳贪腐多年而未被查处。 不过，李瀚章的贪腐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光绪二十一年，李瀚章担任两广总督期间，广东地区有一项旧有的闱姓赌捐，按照旧例，赌捐的四成需要上缴朝廷，作为军饷使用。当时的广东巡抚马丕瑶认为赌捐败坏社会风气，上奏朝廷请求革除赌捐，禁止民间赌博。可李瀚章却提出反对意见，上奏朝廷请求保留赌捐，将其作为海防经费。这一举措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哗然，人们纷纷指责他借赌捐敛财，李瀚章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只能以生病为由，请求辞官回乡调理，最终获得朝廷批准，结束了自己的官场生涯。 辞官后的李瀚章回到安徽合肥老家，安心养老，不再过问官场琐事。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七日，李瀚章病逝于老家。 令人意外的是，李瀚章去世后，朝廷不仅没有追究他的贪腐之事，反而下旨予以厚恤，称赞他“老成练达，办事勤能”，按照总督的规格给予抚恤，解除他任内的一切处分，还赐予他“勤恪”的谥号，同时提拔他的两个儿子李经畬、李经楚，以延续家族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