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延边，男子婚内出轨被妻子发现，男子妻子将此事告诉给男子情人的丈夫，男子情人的丈夫气不过，便对男子说了一些狠话。谁料，男子恼羞成怒，醉酒后将情人丈夫约出来后，一脚油门撞飞情人丈夫致情人丈夫多处轻伤，而后又连续撞了5辆路边停放的车辆，致5辆车不同程度损坏。事后，男子被指控涉嫌危险驾驶罪、故意杀人，不过男子表示不服，认为自己没有杀害情人丈夫的故意。 付某坐在看守所的铁窗里，满脑子都是周某在电话里那几句难听的威胁骂声。付某觉得十分委屈，付某的辩护人也咬定周某只是受了轻伤，付某仅仅是想教训一下周某，根本够不上故意杀人。 这类纠纷在基层法院审理时经常碰到，要弄清付某到底算不算故意杀人，得翻开中国刑法的历史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九九九年颁布了一份名为《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指导性文件，里头把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的界限划得很清楚。纪要里强调，不能光看受害人最终死没死，关键要看作案人有没有放任死亡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 法官查明，付某早早把汽车停在小区门口候着，看见周某骑着电动车出来，付某不仅没踩刹车，反而一脚油门把车速拉到了每小时六十一点四公里往周某身上猛撞。付某心里很清楚这么快的车速撞人足以把人撞死，但付某不在乎后果，这在法律上就妥妥的构成了间接故意杀人。 案件审查中还查明付某血液里的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一百六十五点二四毫克，这个数字是法定醉驾标准的两倍还要多。付某面临的第二项核心指控就是危险驾驶罪。早些年，酒后开车没撞死人顶多算行政违规，很少动用刑法。 转折点发生在二零零八年底的四川成都。当时有个叫孙伟铭的男子，四川广安人，不仅没有驾驶证还喝得烂醉，开着一辆别克轿车在街上一路狂飙。孙伟铭追尾了一辆比亚迪汽车后根本没停下，继续逆行猛撞对向车道的四辆轿车，当场把四个人撞死，还有一人撞成重伤。 孙伟铭案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轰动。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孙伟铭死刑，同年九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无期徒刑。最高法院马上借着孙伟铭案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把这种疯狂醉驾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孙伟铭案直接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立法进程，到了二零一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危险驾驶罪正式写进刑法典。同年最高法和最高检出台意见，规定血液酒精含量超过八十毫克就要追究刑事责任。付某喝成这样还蓄意开车撞人，这项罪名加在付某身上一点也不冤枉。 摆在法官面前的具体问题是，付某同时犯了两项罪。故意杀人未遂要判有期徒刑，危险驾驶罪要判拘役。中国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了详细的数罪并罚制度，确立了限制加重、吸收和并科三大原则。数罪并罚不是简单的把两个刑期加在一起。遇到不同种类的处罚，法律适用的是吸收原则。 有期徒刑的严厉程度明显高于拘役，所以较重的有期徒刑会直接把较轻的拘役吸收掉。付某不用在服完有期徒刑后在去服两个多月的拘役。只有付某被判处的那五千块钱罚金，属于附加刑，依据并科原则，这笔钱需要跟主刑并列执行。 延边的一审法院综合评估后，数罪并罚判了付某五年六个月有期徒刑。付某还是不服气，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了上诉。案子到了二审阶段，付某终于认清了现实。二审期间，付某主动表示认罪认罚，付某的亲属也按照法院定下的数额把十二万余元的赔偿金交到了周某手上，争取到了被害人的谅解。 依照刑事诉讼法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二审法院结合这些从轻情节，给付某减了刑期，改判为四年九个月。付某为了一时冲动，不仅赔上了十二万真金白银，还要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