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美国将一批淘汰的机器高价卖给中国，导致我国亏损好几亿，就在美国准备看中国笑话时，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局面。 这个人叫闵恩泽，站出来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带着一个肺都不完整的身体。 时间往前拉，要从1948年说起。那年闵恩泽赴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念化学工程，1951年拿了博士学位。想回国，没走成——朝鲜战争一打，美国政府明确禁止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离境。 闵恩泽就这么被堵在美国，在纳尔科公司待了好几年。这段日子他没荒废，把美国工业公司那套从市场到研发再到用户的运作模式摸了个透。但回国的念头从来没断过。 1955年10月，闵恩泽绕道香港，总算回到了北京，随即投入石油工业部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的筹建。 条件简陋得超出想象：借来的几间旧平房，几件从大连搬来的旧设备，实验装置要自己从头搭，连参考资料都没有，周围是一片麦田。就是这种环境，闵恩泽说了一句话："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 这句话没过多久就被现实逼着兑现了。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停止向中国供应催化剂，航空汽油的生产直接受到威胁。 石油工业部长余秋里找到闵恩泽，让他主抓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厂的技术攻关，说了一句：无论如何，要建成我们自己的催化剂厂。任务就这么压下来了，没有退路可言。 闵恩泽带着团队钻进那几间平房，开始一遍遍做试验。去工厂出差，白天下车间，晚上盯数据，跟工人吃住都在一起。 前后折腾了几年，1964年5月工厂正式投产，国产催化剂的质量超过了苏联进口品，价格是进口产品的一半，每年光运转费用就节省上千万元。 偏偏事情还没完。就在催化剂攻关成功的那年秋天，闵恩泽因为鼻炎去医院做了个检查，顺带发现肺部有肿瘤。医生告诉他是良性结核瘤，做个手术就行。他信了，手术切除了肿瘤，同时切掉了两片肺叶和一根肋骨。 手术后他照样回去工作，楼梯一次只能慢慢爬一层。直到四年后翻病历，才知道当年诊断的是肺癌。他女儿后来提到这事，说父亲"脑子太单纯，只会想催化剂"。 带着这副身体，闵恩泽又撑过了更复杂的阶段。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送进"牛棚"，成了清查对象。 外头乱成一锅粥，他在里面借着写交代材料的机会，把历年催化剂研究里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一条条整理下来，成败得失都记录着。这些文字后来成了他继续攻关的底稿。 1970年出了"牛棚"，闵恩泽被立刻派往抚顺参加燃化部的"三氢会战"，此后又奔赴长岭、荆门，各地来回跑，就没有真正闲下来过。 时间走到2001年，美国那批淘汰设备摆在眼前，亏损是既成事实。所有人都觉得这事棘手，核心技术握在美国手里，连维修都难，改造更是无从谈起。 闵恩泽盯住的，是这批设备真正的命门——催化剂技术，正是美国一直卡着不放的地方。他没说什么豪言，带着团队直接进了实验室和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