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高玉宝和毛主席碰杯违反“敬酒令”，萧华当场表示支持，高玉宝行为受到肯定 1946年腊月的一场夜雪，把辽东深山的野径都盖住了。野战军第三纵队的临时扫盲班却没有停课，几支马灯围成的光晕里，十几名战士伏在木箱上练字。一张发着红光的脸涨得通红，他把炭条攥得咯吱直响，歪歪扭扭写下三个字——高玉宝。班长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声说：“字不怕丑，能认识就成。”这一幕，为后来一位“战士作家”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追溯到九年前，他还只是辽南海边村里的放猪娃。为了换一碗粥，十岁的他跟着父亲进了大连日资工厂，从此昼夜搬矿石，一字不识；到十三岁，母亲、妹妹相继饿死，家里只剩他挑着破柳条箱流浪。旧社会的残酷，在他心里刻下了“挨穷就是受欺”的朴素结论。 1945年日本投降，东北解放军四十一军在庄河扩军。看见灰布军装的那天，他扔下扁担就报名：“跟着部队，能吃饱还能报仇。”入伍第二周，他被分去当通信员。没识字的苦头很快就来了——送一份“团部机要件”，他误把三包文件全部递给敌情侦察科，惹得连长直摇头。那晚值更时，他蹲在帐篷外把错事一股脑讲给排长听，心里憋着一句话：再也不能当“睁眼瞎”。 部队那年开始冬学，一块门板、一盏马灯就是课堂。他给自己定规矩：行军犯困时搓脸，站岗犯困时掐大腿，哪怕一天学一个字也不放过。不到半年，背包带上密密麻麻缝满了生字卡，他能写一百多个常用字，再也没人担心他送错信。 鞍山战斗结束后，他把慰问金错按党费交了上去。指导员笑问原因，他憋红了脸，只会用炭条在地上画了一颗心，又画一面旗帜，上面两个歪斜的小字“要党”。57天后，他如愿转正，这段插曲后来常被他拿来自嘲：“文化少，画也能算申请书。” 1949年8月，部队在长沙休整。诉苦大会上，他一口气讲完自己的童年。宣传股长提议：“写下来，战士们爱看。”不会用的字他就画，一支铅笔、一把小本子，行军路上跟着副司令吴克华骑马问字，连首长都笑他“逮谁问谁”。一年多后，二十万字初稿完成。 军报连载后，罗荣桓看了样稿，拍板把书名定成《高玉宝》，理由很简单：“故事真实，名字就真实。”1952年国庆前夕，他接到请柬赴京参加三周年国庆招待会。全团敲锣打鼓送行，鼓声里夹杂一句玩笑：“别把敬酒顺序也弄错！”那晚的怀仁堂灯火通明，周恩来总理把他介绍给毛泽东。毛主席端起酒杯说：“听说过你的书，祝你再写。”高玉宝愣了两秒，心里一句“战士也能敬首长”猛地冲出口，他举杯相碰。旁边的萧华笑道：“胆子不小，不过，这股子劲儿好。” 1955年，《高玉宝》公开出版，三年印行百万册，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后来选入中小学课本。就在名气最高的时候，他被送进中国人民大学，先四年初等补课，再读四年新闻系。有人说作家进大学是镀金，他却背着行李对同学说：“趁还能学，早点把‘半瓶子醋’灌满。” 1988年离休，他没有把自己关在书房，而是跑进校园和工厂义务演讲，名片上只印一句话——“老兵讲过去”。二十多年下来，行程遍及二十一个省市，场次超过五千。有一次河南乡镇中学停电，他就拿小刀帮厨房磨菜刀，边磨边讲“没有书读的日子”。孩子们围坐油灯旁，听得目不转睛。 街坊们常看到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推着磨刀石在胡同口晃荡，误以为是个退休手艺人。其实他心里清楚：当年若没有字，就没有今天的一切；现在多磨一把刀、多讲一次课，也许就能让一个孩子少走弯路。高玉宝的故事，由此从战壕和纸页，一直延伸到课堂与烟火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