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过九次婚还多次抛妻弃子的黄侃，为何被称作大师，章太炎却说他内心善良 1935年1月的南京，病榻上的黄侃攥着学生的手，低声说了句“文章千万字，总不及人心一寸”后便陷入昏迷。这句话后来在学界流传甚广，因为它恰好点中了他一生的尴尬处：学问冠绝一时，人情世故却屡屡失分。 晚清读书人家最重“耕读传家”，尤其是老来得子的父亲，总爱亲自课读。黄侃出生于1886年湖北潜江，三岁背唐诗，四岁能诵《论语》，七岁写下一首《与父游江》，惊得父亲好友王鼎丞当场拊掌。王老先生喜上眉梢，顺手就把小女儿王采蘅的婚约定了下来。这种“诗换婚书”的做派，在当时的士大夫圈子并不算罕见，倒也合了“门第相当”的旧俗。 科举末路，时代却未停下脚步。1901年，十五岁的黄侃考中秀才，人送绰号“神童”。他喜走亲戚家炫耀大字，也常在族人面前以骈文指点江山——久而久之，一种“目中无人”的锋芒便扎根心底。父亲早逝后，他陪着生母在宗族偏院里生活。亲族的冷眼和排挤，让他养成了逢人就自抬身价的口气。可一到傍晚，他仍要扶着母亲在院里缓步，一圈又一圈，秋风里常能听到他低声念叨：“娘，我在，放心。” 1914年春，他应聘北洋政府教育部之邀北上执教，课讲《说文解字》，人却在琉璃厂挑折扇，把玩古砚，一次偶遇学生黄绍兰。绍兰是新式女学堂里有名的敢言者，曾在给慈禧、光绪的追悼会上背对灵位盘坐，被校方当场革职。对这样锋利的性情，黄侃颇觉投缘，常拈胡子笑道：“巾帼中也有古狂生。”据在场者回忆，两人曾在北海划船，黄侃半真半假地说：“跟我走吧，字我教，你来听。”一句轻飘飘的话，却把黄绍兰带进了情感的漩涡。 一年后，两人跑到上海用假名在法国公使署登记成婚。不料，湖北故里忽传王采蘅病危，黄侃匆匆赶回，终究没送上最后一程。丧事未了，他留书北上，绍兰腹中已怀骨肉。世情冷暖最是考验人心，他终究未把课堂里的锋利带回家中。独守闺中的绍兰生下一女，迫于生计四处教书。1920年代初，她在上海自裁的消息传来，章太炎夫妇曾试图为孤女讨回抚养费，却被黄侃一句“血缘未必胜情缘”挡了回去。 北大校园里，“黄氏课堂”永远人满为患。他与学生立下“三不来协议”——雨天不来，雪天不来，刮风也不来；若他按时出现，必先向学生讨烟卷，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讲《音学》。“没烟？那就别讲了。”话一出口，竟没人离场。胡适私下抱怨：“像这样要烟要茶的先生，教务处也拿他没办法。”原因很简单，学生宁可捧着茶壶站在窗边，也要听他一句“中古入声分阴阳”。 文言与白话的辩论会上，胡适举电报白话简省之便，黄侃当场写下“妻丧速归”四字，抬头一笑：“简不简？”台下哄堂。蔡元培私下向章太炎请教如何收束此人，章太炎回信曰：“侃如阮籍，放旷是其性情，善良在其骨髓。”一句“阮籍”救了黄侃的教席，也让北大的“兼容并包”写下一段趣谈。 感情上的旋转门并未就此停歇。1919年，他与女校教师彭欣草秘密结婚，生两子后再度分道扬镳。彭氏搬去天津教书，黄侃回到武汉讲学。1923年，37岁的他迷上女儿同学黄菊英。这回舆论沸腾，报纸标题写得辛辣，他索性把骂他的纸张剪成花边，贴满新房，“边蜜月边观赏”。巧的是，菊英与他竟维持了十余年的平稳生活，直到他病逝。 不少人疑惑，为何这样一个感情上“始乱终弃”的人，却对母亲尽心至极。1905年留学日本时，刚到东京，他收到家书：“母病。”立即登船返汉。母亲病好后，他再赴东洋。侍疾数月，学业全废，他却从不后悔。同行学生暗嘲“黄孝子”，他只抱拳一笑：“读书万卷不如床前一盏灯。” 回到1935年的病房，弟子们簇在床前，他的手指捻着虚空，似在辨字形声。有人听见他喃喃：“韵书未终，恨事也。”那部音韵学巨著最终由诸弟子整理付梓，成为后来学人案头的枕边书。 他停了心跳，时年50。讣告贴出后，北京武汉两地的报馆专栏里一半赞其“百年仅见的训诂宗师”，一半数落其“情事薄凉”。当年的北大学生忆起满屋烟雾中的吼声；被他遗落的几位女子则只留下照片与书信。天才与任性、孝道与负心，在同一具身躯里交缠，这就是黄侃留给时代的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