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口述回忆（8）湘鄂西的游击战 与邓中夏军事分歧及部队作战经历 段德昌是赞同我的意见的，邓中夏表面上安排他去后方组建赤卫队，实则是撤了他的职。段德昌曾跟我诉苦：“胡子，这明摆着就是撤我的职，我到底有什么错？” 攻打澧州失利后，部队退至杨林寺，我和邓中夏爆发了第三次争论。邓中夏提出要建立第二个中央苏区，我赞同扩大、发展苏区，但坚决反对再设一个中央苏区。那时我虽不懂太多高深理论，可心里清楚，已有一个中央苏区，绝不能再搞一个与之对立。此外，我们在是否固守阵地与敌决战的问题上也意见相左，我认为单纯有山势地形，却没有粮食补给，根本无法固守。我提出先打下公安，打开进入苏区的通道、扫清外围障碍，邓中夏表示同意，我随即指挥二军攻克了公安。 敌军解除澧州围困后，李觉率18个团、陈渠珍带三个旅，分路向我军发起进攻。当时六军兵力分散，十六师驻守杨林寺，十七师在几十里外的街河市。我当即判断此战绝不能打，要打就必须集中全部兵力。刚从苏联回国、缺乏实战经验的新任六军军长汤慕禹，却与我激烈争论。我明确表态：“第一，我反对贸然开战；第二，反对脱离根据地作战；第三，反对建立第二个中央苏区，发展苏区我全力支持，但绝不能提‘中央’二字，与原中央苏区分庭抗礼。” 邓中夏执意不听，最终杨林寺一战，我军因兵力分散惨遭溃败，十六师被打垮，十七师也被敌军截断退路。我紧急调二军赶赴刘家场，命令卢冬生率领总指挥部手枪大队拼死阻击，才勉强将残余部队撤出。事后我质问邓中夏，他无言以对，我直言他刚掌权就胡乱指挥，致使部队蒙受重创。 之后红二军团转移至鹤峰走马坪，我收到姐姐来信，得知川军残部甘占元冒充共产军窜扰湘鄂边界，随即率部在五里坪将其包围歼灭，部队得到少量补充。随后我军东出攻打石门，在瓜子峪遭敌军阻击，只得撤回苏区。 邓中夏命我留守整理后方事务，指挥六军攻打渔阳关、二军进攻长阳。我仅带少量部队行进至邬阳关、资邱一带，在都镇湾与二军会合时，收到邓中夏的命令，让我率二军再次攻打渔洋关。此前六军进攻时，此地仅有川军郭汝栋部一个营凭险据守，六军都未能攻克，此时敌军已增兵至两个团，根本无法攻下。 次日我前往六军军部找邓中夏，他一见面就怒斥我不愿攻打渔洋关，说二军是我的私兵。我当即反驳，二军是党的部队，并质问他是否顾及士兵温饱，提议先转移到走马坪、枝柘坪筹集粮食、整顿部队。邓中夏却只给我一个班的兵力，让我去筹款筹粮，我应允下来。 途中我偶遇叶光吉，他带着300匹骡子，满载布匹、棉线、鞋袜等物资，主动要求投奔红军，还决心戒掉大烟，将全部物资和骡子捐给部队。我又多方筹集了一批物资，才返回枝柘坪。刚进门就有人问我是否筹到物资，我提及邓中夏只派了一个班兵力，邓中夏面露不悦，直到我拿出数千斤棉花、布匹等物资，他才不再言语。 评：邓这素质差了，不能做领导。 部队在枝柘坪休整两天，川军杨铭率一个师从恩施来犯，邓中夏只让我带一个团前去阻击。我请求增派兵力被拒，便表示能打就打，打不了就撤。三天后我率部设下伏击，一举击败敌军，邓中夏再也无话可说。 评：邓这个人人品可疑，有点要陷害贺的意思。 部队驻守枝柘坪期间，鄂西特委专门派人送来信件，对邓中夏的错误指挥和决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贺龙 汤慕禹（1903—1932），原名汤国良，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人，黄埔四期，红军高级将领、革命烈士。 一、早年经历 - 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伐 。 - 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年底赴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 。 二、湘鄂西任职（1930年后） - 1930年回国，派往洪湖根据地，任红二军团参谋长；11月任红六军军长 。 - 1931年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任教导团团长，参与创建鄂西北根据地（房县） 。 - 后任红二十五师师长、红三军九师参谋长、红八师师长等 。 三、与贺龙、邓中夏的分歧 - 1930—1931年湘鄂西期间，支持邓中夏“强攻外线、脱离根据地”的冒进方针，与贺龙、段德昌等主张“依托根据地、集中兵力”的意见对立 。 - 关键争论（杨林寺之战）：贺龙反对分散兵力、脱离根据地；汤慕禹力主开战，导致1931年杨林寺惨败，红六军十六师被打垮、十七师被截断 。 四、牺牲与评价 - 1932年10月，在湖北荆门半边街战斗中牺牲，年仅29岁 。1945年被中央追认为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