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毛主席阅读了王稼祥来信后，他的评价由周总理在会议上正式传达出来 1966年6月的一天傍晚，周恩来在车灯掩映中抵达东交民巷的小院，推门便道：“主席叫我来看你。”沙发上对坐三小时，回忆从瑞金到遵义的风雨旧事，周恩来反复叮嘱一句：主席说，你的功劳远大于过失。那晚过半夜才散，灯灭时，王稼祥的目光里仍是炯炯的光。 院子里的石榴花谢了又开，中南海却对这位老兵关闭了门。8月的政治风暴席卷高墙内外，王稼祥被通知搬离故居，只得收拾几本俄文书和旧电台资料，拉着行李箱跟妻子住进城南狭小的平房。他小声提醒爱人：“要准备最坏的打算。” 三年前，国内连遭自然灾害，外部又接连碰壁：中苏边境日趋紧张，印度战争方歇，台湾海峡烽烟未息。王稼祥在中央外事会议上提出“对外可暂缓冲突、争取喘息”的四点看法。这就是后来被扣上帽子的“三和一少”。意见未被采纳，倒成了批斗会上的口实。 运动推波助澜，王宅墙外的大字报日夜招展。抄家、隔离、检查接踵而至。心脏病旧患复作，他却在“交代材料”末尾郑重写下：请求组织在身体好转后安排任何力所能及的工作，请求保留党籍。他说过，宁可病倒，也不愿当“闲人”。 1969年1月，他写给周总理一封长信。字里行间仍是熟悉的谦和：“求一本中俄辞典，四卷《毛泽东选集》俄文本，愿继续核对译稿。”信发出后无声无息，屋外的寒风却越刮越紧。他被送往河南信阳“休养”，几度病危，靠医生的强心针才脱险。 1971年秋，局势微变，部分老同志获准返京。王稼祥拖着病体上火车，抵京时不到60公斤，却带来厚厚一叠手稿——那封一万二千字的自我检讨。老战友陈云、王震、肖劲光闻讯争相登门，几人对坐商量国是，老人却只关心一句：还能不能给我一点工作？ 毛泽东很快看到了那封信。主席批示里，既有冷峻的析论，也有难掩的欣赏——遵义会议上“他出力最大”，三人军事小组夺回红军指挥权，“大功一件”；“三和一少”的话要同王明那拨人在一起考量，“不能算他的大错”；更提到王稼祥“只讲过错，不提功劳”，直言“是有大功的人，应当出来工作”。 1973年春，中央着手调整外事系统，当选十大代表的王稼祥被列入名单。办公桌重新摆上拉丁语词典和俄文报纸，他依旧伏案校译，顾不得咳嗽。有人劝他保养身体，他摆手：“革命一辈子，总得干点事。” 可是心脏已不堪重负。1974年1月25日凌晨，他在北京阜外医院病逝，享年62岁。讣告拟就那天，周恩来强忍病痛，坚持审核字句；追悼会上，总理声音嘶哑地说：“没有料到他会走得这么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称他为“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 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松风吹过，骨灰盒上刻着“光明正大，立党为公”八字。同行者散去，那几个曾在烽火里并肩的老人默默站立，良久无语。王稼祥的名字随历史镌刻在石碑上，他那一封封请求书、一行行校勘笔记，却更像另一本看不见的“译文”，向后来者示意：在风雨中守住初心，才配得上被历史称为“有大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