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被抄家后，他的家族后人后来都经历了哪些变迁，如今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 1882年六月初六，杭州府大井巷口喧闹异常，阜康钱庄两扇朱漆大门紧闭，挤兑的队伍排出百余丈。有人捶门高喊：“兑银！”伙计回声嘶哑，“东家自会给句准话。”这一日的慌乱，正是胡雪岩人生逆流的开端。 不久前同一条巷子，车马川流，送银来存的远多于提银去兑的。账房先生常打趣，“阜康的库房，就像春汛的富春江，水位只涨不退。”短短半年，潮水倒灌，原因并非纯粹的买卖之道，而是靠山风向突变。 倒带六十年。1823年，安徽绩溪山腰一个烟火微弱的小院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族人给他取名雪岩。十二岁丧父，他被母亲送到杭州同兴钱庄当学徒，打算盘、递茶水、抄簿子，日日忙到子时，却仍要靠二两学徒银贴补家用。 学徒第五年，一位落魄举人王有龄在柜台前为五百两银子愁眉难展。胡雪岩私下挪用临时归库的整箱银票递过去，小声一句：“先充急，后日再说。”王有龄接票时只留下一句，“若得一官半职，绝不负你”。这句口头约定，改写了两个人的命运。 清廷捐纳制度早已成风，王有龄凭那五百两很快补了官缺，旋即调任湖州，几年后官拜浙江按察使。胡雪岩却因“私贷库银”被同兴辞退。危而不乱，他奔湖州投王有龄，重新落脚浙江海运局，几年后又借得二十万两官银开设阜康银号。没有背景，银号只是钱庄；搭上官印，钱庄瞬间变枢纽。 太平天国战火席卷江浙，王有龄自缢身亡，胡雪岩的链条似要断裂。恰在此时，左宗棠奉命来浙主持善后。胡雪岩献上三百万石粮草以解燃眉，左宗棠一句“此人可用”，把他推到浙江粮台总管的位置。从此官银、军饷、税银滚滚汇入阜康。 西北军机吃紧，左宗棠收复新疆急缺军火和饷银。胡雪岩奔走沪上，与英商订火器合同，又以二成利差发行外债，迅速套取巨额周转资金。阜康分号布满天津、上海、福州，年流水以百万计，他本人获封正二品顶戴、黄马褂，一时有“半个朝廷在他账本上走动”之说。 有意思的是，他并非一味逐利。胡庆余堂药号挂牌时，他亲书“戒欺”二字，号称“真不二价”。杭州城里流传一句，“谁都有雨天没伞的时候”，说的正是他每年捐抚恤银十几万两的惯例。名声、官身、财力，这位“红顶商人”把清末“官督商办”的样板演绎到极致。 然而市场从不惯着人。生丝出口一直是江南富绅与洋行暗中的拉锯。1882年，投机商战爆发，洋商在上海大幅砸价，胡雪岩赌一把拉高收购价，妄图以囤货挤退对手。价格失控，库存如山，套利不成反背巨债。更凑巧的是，同年京师里传出李鸿章派系弹章，指阜康侵吞兵饷、吃洋枪回扣，一纸抄查令随之南下。 挤兑潮像奔堤决口，杭州后，福州、天津、南京分号齐齐关门。各地道台督抚忙不迭提走存在阜康的公款，怕稍迟一步就血本无归。七月初三夜，左宗棠病逝福州，最后的屏障轰然倒塌。胡雪岩在自家花厅长叹，“天不假年，事不假人。”这一句旁人听来无奈，他自己却再无翻盘筹码。 抄家时，库房只剩寥寥现银。胡雪岩将十二位姨太太唤到堂前，分发几百两遣散费，“各自去谋生吧。”有人当场哭倒，“生跟着老爷，死也跟着老爷。”然而宅门很快被封，无处容身。次年深秋，他郁郁病逝，终年六十三岁，仅留胡庆余堂少量“招牌股”给长子糊口。 财富散尽，却没彻底压垮这个家族。清末民初留学风潮正盛，胡氏子弟纷纷求学海外。长房的胡菊卿漂洋过海，先后在瑞士、英国、美国取得教育学硕士，回国后任教务长兼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二房的胡萼卿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参与筹款联络；三房的胡亚光寄情画坛，成为浙江美术协会会长；至于胡美育，则在旧金山开起海贸公司，靠经营茶叶与瓷器维系家声。 不得不说，这种从财富资本转向知识资本的路径，在那个转折时代颇具代表性。失去红顶，也就失去与朝局共沉浮的枷锁；散落各地的胡家后人，用各自的职业重新丈量世界。钱庄、顶戴、黄马褂，都成了族谱里一段泛黄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