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究竟有多伟大？有一个角度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去看看被他彻底征服以及败在他手下的那些外国人对他的真实评价究竟是怎样的—— 埃德加·斯诺1936年在陕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真正让斯诺震动的不是外貌，而是毛泽东身上那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他说这个人的一切异乎寻常之处，“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斯诺还记录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同时“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这意味着他的政治判断不是靠拍脑袋，而是建立在大量阅读和历史比较之上的。 尼克松的评价更为具体，也更有历史纵深感。 他的回忆录里对毛泽东有一段很精炼的总结：“我觉得毛泽东写的东西总是会站得住的。他把马克思理论中最合乎逻辑的部分同亚洲文明与传统中最精华的部分联系在一起。” 尼克松还补充说，毛泽东关于人性方面的思想“哲学味道比政治味道更浓，同佛教人性理论的最精华部分没有什么矛盾”，他相信“毛泽东的著作也同样会站得住，因为他的著作反映了经典的普遍真理”。 一个美国总统说一个中国革命者的著作反映了“普遍真理”，这不是客气话。 1975年，重病之中的毛泽东会见德国总理施密特，身体已大不如前，但话题一转到国际局势，他的思维仍然锋利如刀。施密特当时提出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毛泽东立刻把话题转到现实层面：“打防御战好，因为进攻者通常要吃败仗。美国人进攻越南、威廉二世进攻法国、希特勒进攻欧洲，都是这样。结果总是防御者获胜。蒋介石同样如此，他也是进攻者。”这不是掉书袋，他在用历史案例来论证一个战略判断。接着他话锋一转，对施密特说：“会发生战争，永久的和平共处不可想象。欧洲太软、太散，而且怕打仗怕得要死……如果10年之后欧洲还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联合起来，就要吃苦头了。”事后施密特承认，毛泽东当时讲的看法“今天仍然适用”，在这场对话中“他赢了一分”。 说到军事，绕不开蒙哥马利。 这位英国二战名将本来是极端反共的，但见过毛泽东之后态度大变。他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比喻——把美国名将巴顿比作萤火虫，把毛泽东比作太阳。话虽夸张，但代表了他的真实感受。 蒙哥马利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虽然不会打枪，却用兵如神，每战必克，一生带兵打仗无数，却从不受伤”。 更关键的评论是他后来回到英国后写的：毛泽东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战略家、中国两千年来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者”。他后来还郑重警告过西方：不要跟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入侵中国一定“要大倒其霉”。这个警告放在今天看，依然有效。 日本人的评价往往更直击要害，因为他们是在战场上被打败的一方。 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说：“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非常好的战略著作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物资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武器优越于中国，但没有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日本的军队是速决战，中国的战略是持久战，结果，日本被中国的持久战打败了。”这段话精准点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最独特的地方——它不完全是军事技术层面的东西，而是一种哲学级别的战略框架。速决战打的是资源和火力，持久战打的是时间、空间和人心，而人心这一点，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始终没有弄明白。 美国国防部长助理菲利普·戴维逊也说过类似的话：“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记者海伦·斯诺对此有个精彩的总结：“他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是灵活的，愿意变革和学习，而最重要的，是忍耐——一直到那个转折点上。他等待着那个最低点，然后在车轮向上转动时采取行动，不太早，也不太晚。他跟着历史来引导历史。” 毛泽东最伟大的地方，不在某一仗打得多漂亮，也不在某一个战略判断有多么精准。真正让同时代人和后来者都无法绕开的，是他做了一件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把一个被列强踩在脚下上百年的国家重新变成了一个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政治实体。 毛泽东的做法不是靠说教，而是靠建立一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这句话他对尼克松说过，只有五个字，尼克松听后“羞愧难当”。 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中，将毛泽东的排名放在华盛顿和拿破仑之上，理由是“毛给国家带来的变化，比华盛顿使国内发生的变化更为重要”，而且“他对将来的影响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这个判断放在当下的国际冲突环境中，或许更加值得深思。 国内有学者说得好：“毛泽东创造的是一整套遏制美国的伦理体系。”这个体系不是建立在导弹数量上，而是建立在对霸权本质的深刻理解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