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说法流传很广：日本人当年在东北找石油，钻头都打到地下1089米了，再往下挖150米，就是大庆油田。 那时候国际地质界流行什么说法？“海相生油”理论。日本有个叫高田纯一的科学家，搞出了一个“海底腐泥起源说”，死死咬定石油只能在沿海地区生成。日本人对自家专家的理论简直奉若神明。其实真不能全怪日本人死脑筋，连当时科技最发达的美国人，同样栽在了这个理论上。早在1914年到1919年期间，美国大名鼎鼎的美孚石油公司就耗资270万美元，派地质勘探队在中国大江南北转悠了好几年，在陕北等地打了好几口探井，最后美国地理专家埃蒙斯教授甩下一句冷冰冰的定论：中国根本没有海相沉积，不可能存在大规模油田。 脑子里刻着这套理论钢印，日本人勘探起来就跟无头苍蝇毫无区别。历史档案里有个极其讽刺的细节。当时有一名日军飞行员在空中巡逻，清楚地看到大同镇草甸子的水面上，漂浮着黑乎乎的油膜状物体。他赶紧跑回去向“满铁当局”汇报这个重大发现。上头给出的回复却极其傲慢，直接断言那个地方根本不具备形成油田的地质条件。 1940年8月，日本石油公司的调查部长大村甚至公开宣告，满洲已经很难找到石油了，还是赶紧去南洋抢地盘找油吧。到1942年彻底停手时，日本人一共打了81口井，最终一无所获。 咱们退一万步讲，就算日本人当时脑子突然开窍了，铁了心想继续往下钻，他们也根本做不到。 因为比日本勘探队的钻头更硬的，是东北抗联战士们的枪杆子！ 当时的东北，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这里从来都没有变成任由侵略者随便撒野的后花园。活跃在松嫩平原上的抗联战士们，或许不懂什么高深的“陆相生油”理论，但大家心里都认准了一条最朴素、最硬核的死理：只要是鬼子重兵把守、严防死守想要挖出来的东西，绝对是好东西；鬼子拼了命想得到的资源，咱东北爷们儿就偏要给他搅黄了！ 从1939年到1942年，二十多支日本勘探队被抗联武装成建制全歼。设备被炸毁，专家被狙杀，运输补给线被切断。这种持续不断的惨烈打击，直接导致了两个致命的后果。首先是设备降级。重型旋转钻机目标太大，移动起来极其缓慢，在野外简直就是抗联的活靶子。日本人被炸怕了，再也不敢用这种重型设备，只能换成轻便、容易转移的冲击钻。可这种轻型钻机的物理极限摆在那里，最大钻探深度也就只能勉强摸到1000米的门槛。其次是成本彻底失控。为了保护那些金贵的勘探队，日军不得不调派重兵日夜护卫，白天提心吊胆地钻探，晚上还得防备神出鬼没的夜袭，进度被拖延得如同龟爬。 所以，那看似近在咫尺的150米，根本没有任何偶然成分。那是无数抗联先烈在冰天雪地里，用热血和生命硬生生铺就的一道钢铁防线！他们用一次次殊死的搏杀，物理切断了日本人的探照灯和钻头，把黑色的宝藏死死按在了中国人的土地下，一寸都不让！ 日本人和美国人都铩羽而归，这发掘国家命脉的重担，注定只能由咱们中国人自己扛起来。 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家底太薄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家经济建设急需海量的石油，可当时全国的石油产量才区区12万吨，只有几台破旧的钻机，连街头跑的公共汽车都得顶个巨大的煤气包。在这个节骨眼上，咱们的顶尖科学家挺身而出。李四光、黄汲清等地质学泰斗，直接掀翻了西方那一套束缚人的地质理论，硬是提出了“陆相地层生油”理论。李老先生掷地有声地断言：只要具备有利的生油条件，有广阔的低洼地区，曾经有大量生物繁殖，不管是海相还是陆相，照样能形成大油田！东北和华北，绝对有大储量！ 1958年，中央审时度势，顶着巨大的压力，决定实施石油勘探“战略东移”。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将军，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一头扎进了茫茫的北满草原。 在经历了松基一井、松基二井的无油失望后，第三口基准井的选址成了背水一战。当时打那口著名的“松基三井”时，考验接踵而至。1959年，钻头挺进到地下1461米左右处，井孔出现了倾斜。在要不要继续往下钻的关键问题上，中国石油人和苏联专家产生了激烈的交锋。苏联专家坚持认为，作为勘探井，必须打到地下三四千米深的基岩上才算完。真要那么干，至少还得白白耗上一年时间。咱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嗷嗷待哺，缺油如同人体缺血，时间根本等不起。余秋里将军展现出了极其过人的胆识，当机立断，拍板决定：停钻，固井试油！ 一线指挥的康世恩同志，命令工人们用提捞法排水，无论如何也要把井筒里的水打捞得干干净净。工人们硬是一桶一桶地往上捞水，眼巴巴地期盼着喷油的星星之火。 1959年9月26日，沉睡在松辽平原地下亿万年的黑褐色原油，如同苏醒的巨龙般喷涌而出，直冲云霄。现场的人们发疯一样地狂欢、拥抱。那一天，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大庆前夕。为了纪念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发现，大庆，这个充满着狂喜与希望的名字，就这样伴随着油田一起诞生，震惊了整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