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参观瞿秋白纪念馆，朋友问道：“瞿秋白相当于什么地位？”淡然一笑：“他是党内极少数见过列宁的人。”如果，宋希濂所说不假，那瞿秋白就是故意求死了。 瞿秋白地位如此显赫，为何会落入敌手？这就得说到1934年的红军长征。 当时，由于身体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瞿秋白没能跟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被留在了中央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初，局势越来越恶劣，他奉命向香港转移。不幸的是，在途径福建长汀梅迳村时，遭遇到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截击，最终被捕。 刚开始，瞿秋白化名“林琪祥”，自称是个随军医生。国民党那边一时半会儿也没摸清他的真实底细。可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的真实身份彻底暴露。接手这块“烫手山芋”的，正是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 宋希濂早年读过不少进步书刊，对瞿秋白这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理论家其实非常仰慕。得知抓到的是瞿秋白本尊，宋希濂立刻下令改善他的待遇。不仅给他换了单人房间，允许他在屋里看书写字，甚至还经常亲自跑去和瞿秋白聊天，试图进行“软化”劝降。 在宋希濂的回忆中，两人的交锋充满了戏剧张力，也正是在这些细节里，透出了瞿秋白“故意求死”的端倪。 宋希濂本以为，面对生死关头，加上优厚的物质待遇，这位文弱书生或许会有所动摇。国民党高层的底线也放得很低，蒋介石甚至授意，只要瞿秋白肯公开发表个声明，哪怕只是象征性地认个错，就能保住性命。 面对这种诱惑，瞿秋白断然拒绝，还在牢房里和宋希濂大谈共产主义理想。宋希濂曾经试图用现实来反驳他，质问说：“我带兵走过红军待过的地方，到处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你们的革命理想靠什么实现？”瞿秋白丝毫没有退缩，坦然回应这些只是斗争过程中的阵痛，他的信仰坚如磐石。 在长达三个多月的关押期里，军统、中统的特务轮番上阵，从刑讯逼供到感情拉拢，用尽了手段，瞿秋白全当没听见。他明明有一万个可以活下去的理由和机会，但他自己亲手把这些逃生通道全部堵死了。 蝼蚁尚且贪生，一个满腹经纶的才子，为何对活着失去了兴趣？ 这就必须提到他在狱中写下的那篇引发巨大争议的绝笔——《多余的话》。在这万余字的长文里，瞿秋白像解剖麻雀一样，冷酷而真实地剖析了自己。他毫不避讳地承认，自己骨子里其实是个文人，是个带着旧时代文人气息的书生。历史的阴差阳错，把他推到了政治领袖的位置上。他直言自己对复杂的政治斗争感到厌倦和疲惫，觉得自己作为政治家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这篇文字在当时极其罕见。在那个年代，革命者牺牲前往往要留下慷慨激昂的口号。瞿秋白却扯下了所有政治光环，展现出一个最真实的、脆弱的、疲惫的灵魂。 结合宋希濂的讲述来看，瞿秋白此时的心境已经非常澄明。他不想向敌人屈服，也厌倦了无休止的内部倾轧，更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初衷去苟且偷生。求死，成为他保全自身人格完整、维护信仰纯洁的唯一方式。他拒绝妥协，拒绝营救，甚至用文字向世界作了最后的告别。这种选择，毫无疑问是一种极其悲壮的“故意求死”。 1935年6月18日，蒋介石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命令。这一天，瞿秋白将“视死如归”四个字演绎到了极致。 早晨八点多，接到枪决令时，瞿秋白正在写诗，听完命令，他头都没抬，平静地说了一句：“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 随后，他换上了一身干净的黑色对襟衫和白色齐膝短裤，穿着黑袜黑鞋，神态自若地走出了囚室。 长汀中山公园的凉亭里，国民党方面准备了四碟小菜、一瓮白酒，作为他的“断头饭”。换作常人，面临生死早该双腿发软。瞿秋白却背着双手，挺起胸膛，径直走到桌前坐下。他旁若无人地自斟自饮，边喝边笑，连吃了几杯酒后，对旁边的人说：“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酒足饭饱，瞿秋白点上一支烟，慢步走向罗汉岭刑场。一路上，他竟然用俄文和中文交替着高唱《国际歌》和《红军歌》。大街上看热闹的老百姓和记者，根本看不出这是要去赴死的人，画面里那位昂首徐行的中年人，仿佛只是一个正要去郊外踏青的普通文人。 走到罗汉岭下一片绿草茵茵的地方，瞿秋白停下了脚步。他环视四周，看着远处的青山和眼前的绿草，盘腿坐下，微笑着对行刑的士兵点了点头，留下了那句震撼历史的名言： “此地甚好。” 枪声响起，年仅36岁的瞿秋白倒在了血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