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钱学森在北京一场会议上，为了“两弹一星”跟人急了。当时有人说，勒紧裤腰带搞原子弹是“极左”、是劳民伤财。钱老直接反问：“如果我们没有原子弹、导弹，今天在国际上说话，还有人听吗？” 这话听着糙，理不糙。什么叫“极左”？是把事情做过头。可当年搞“两弹一星”，恰恰是没办法的办法。那时候国家多穷啊，科研人员啃着窝窝头在戈壁滩上演算数据，那是真的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如果这叫“极左”，那难道像后来某些国家那样，自毁长城、把国家安全寄托在别人的“承诺”上，才算“正确”吗？ 看看隔壁的教训就明白了。当年有人听了漂亮话，把自己的“护身符”亲手拆了，结果现在连家门口的安宁都守不住，想谈判腰杆都挺不直。反观咱们，正因为手里有硬家伙，别人在挑衅前才得先掂量掂量。这份底气，是钱学森那代人，在那么苦的条件下，用算盘珠子一个个打出来的。 说到底，这不是什么路线之争，这是生存的智慧。有些钱，能省；有些底线，不能丢。老一辈科学家在荒漠里熬白了头，不是为了争什么“主义”，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后代，能安安稳稳地吃上一顿热乎饭，能堂堂正正地走在世界上。这才是“两弹一星”留给咱们，比任何口号都实在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