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玉平62年军事演习时突然接到韦杰命令，原来是周总理亲自点名要他前往！ 1978年11月十二日，成都东郊第三十七中学的礼堂里坐满了好奇的学生，他们围着一位头发花白却腰板挺直的老人打转，想看看这位据说参加过长征的“活史书”究竟是什么模样。老人名叫顾玉平。讲台上的灯光有些刺眼，他却笑得灿烂：“孩子们，今天的课本里写着的长征，我当年真走过。”说罢，掌声在木质屋顶下回荡，仿佛山谷里的回声，一下子把人带回了四十多年前那段枪林弹雨的日子。 长征最艰险的一幕，顾玉平一直记得清清楚楚。1935年秋，队伍行至川滇边“老虎洞”，悬崖上碎石如雨，马失前蹄的瞬间，坐在背上的周恩来差点被甩入深谷。顾玉平飞扑过去，抓住缰绳，整个人被拖得满身是伤。周恩来落地时膝盖扭伤，警卫员们吓得脸都白了。有人找来担架，周恩来坚持拄棍行走，他摆摆手，声音不大却让人不敢违拗：“时间要紧，文件还等着批呢。”毛泽东跟在后面，只说一句：“小顾，别自责，路还长，别让同志再出事。”一句安慰，把顾玉平的愧疚压进了心底，也让他明白什么叫真正的担当。 没多久，顾玉平被调到邓颖超身边。调令是在湖南、广西交界处接到的，康克清拿着一张皱巴巴的小纸条，拍拍他的肩膀：“小邓那边少个人，你去顶上。”顾玉平第一次见邓颖超，心里直打鼓，怕照顾不好女同志。出乎意料，邓颖超先递来一只热水瓶：“长征路上不分男女，咱们都是战士，渴了就喝，别客气。”后来顾玉平得了厉害的肠胃炎，高烧不退，邓颖超把仅有的两片阿司匹林掰下一片半，剩下半片留给别人。夜里他昏迷时只听见一句模糊的嘱咐：“人要活下来，革命才有希望。”靠着这点药，他熬了过去。多年后回忆这件事，他常摇头：“那不是简单的照顾，那是救命。” 1949年解放成都前夕，顾玉平随部队入川。一身尘土刚进城，他就被安排到军管会负责警卫。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建设拉开序幕，他却悄悄退到二线，成了成都军区一名普通参谋。有人替他惋惜，“你跟总理、大姐那么熟，何必待在后方？”他只笑笑：“打仗时听命令，建设时也听命令，没什么区别。”这种轻描淡写的态度，恰恰折射出老红军骨子里的服从和低调。 1960年四月，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顾玉平作为四川代表进京。大会间隙，他路过人民大会堂的一条侧廊，忽听身后熟悉的声音：“你竟然还活着！”邓颖超一句感叹，把他吓得一个立正。两人握着手，好一会儿说不出话。她迅速打量他：“头发白了，人却精神。”顾玉平红了眼圈，却还是用半句玩笑顶回去：“当年要不是您那半片药，今天站在这儿的可就是别人了。” 真正让他措手不及的，是两年后的夏天。1962年七月，他正在成都近郊参加新式火炮实弹演习，天气闷热得连蝉都哑了嗓子。下午一点，军线电话吱嘎响起，话筒那头韦杰的声音格外急：“周总理飞机落成都，他指定要见你，立刻到机场。”顾玉平没时间换军装，一路颠到跑道边。舷梯放下，周恩来精神略显疲惫，却依旧笑着招手：“小顾，几年不见，身体可好？”顾玉平战战兢兢回答，周恩来却追问他的孩子上几年级、老母亲身体如何，还让秘书拿来一包茶叶，塞进他手里：“带给家里，好水冲泡才出味。”这番细致关心，比演习场的炮声更震撼人心。 时光如车轮，转眼进入八十年代。顾玉平离休后，没在家里闲着，成了十几所学校的编外辅导员。每周两三场报告，他拎着一个旧公文包，说起长征就像翻开昨天的日记：“雪山太冷，草地太瘆人，可只要队伍不停，就有人走到终点。”学生们听得呼吸都放轻，常有人课后追上问：“顾爷爷，您真的爬过夹金山？”他拍拍腿上的旧伤疤：“瞧，这就是见证。” 除去讲课，他还把零散的日记、通信慢慢整理。写稿子没打字机，他就用铅笔在学生作业纸上涂涂改改，挑灯到深夜。1985年，第一本回忆录在地方出版社印出，只两千册，很快被借阅一空。有人觉得文笔太朴素，他不辩解：“我本是兵，不是作家，能把该说的说清就行。”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纪念活动极少缺席。1996年，长征胜利六十周年，省里组织青年代表重走走马坪一段路。出发那天凌晨四点，雨点砸得如鞭子，原本只邀请他在出发仪式上讲话，他偏要跟着上路。走了不到十公里，鞋面浸水，他却笑着鼓掌：“这才像点样子，不挨冻哪叫长征？”年轻人扶他，他摆手拒绝，说自己当年比现在还瘦。那天的照片后来贴在学校橱窗里，学生看见他浑身泥浆的样子，才真切明白“跋山涉水”四个字的分量。 顾玉平过九十岁生日那年，把邓颖超当年送的那只老上海牌手表交给家乡博物馆。他说，东西留在抽屉里就是摆设，放到展柜里，世世代代有人能看到。“这表陪了我三十多年，一直走得准，说明做人也得准。”这句略带俏皮的话，让前来采写的记者忍不住跟着笑，却又被触动得说不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