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8年冬，清军十余万围攻济南，守城军民，仅余老弱残兵500人及莱州援军700人！ 崇祯十一年的冬天，济南的雪，下得比往年更厚、更寒。 此时济南城内精锐兵力，早已全数调往德州驻防。留在城中的，只有五百多名拄着拐杖的残病老兵，外加七百名莱州赶来的援兵，半数士兵连一套完整的盔甲都无法凑齐。 而城外，是多尔衮、岳托率领的十万清军，营帐连绵，直连天际。 这从来不是对等的战争，不过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围猎。 可这座城，从未低头。 山东巡抚宋学朱，立于城墙之上，望着漫山遍野的清军，整整六十多天未曾下城楼。 他衣不解带、昼夜不眠，史书里“头发尽白”四字，从不是笔墨夸张，是日夜死守熬出的满目风霜。 城内文武官员，各司其职、死守不退：布政使张秉文统筹粮草，保障守城补给；副使周之训独守北门，寸步不离； 济南知府苟好善带着衙役巡街维稳，安抚城中百姓。参政邓谦更是舍生忘死，亲自将大炮架在城垛，亲手点火轰击来敌。 待到箭矢用尽、滚石打光，邓谦被流弹打穿胳膊，随手扯下布条裹紧伤口，继续往炮膛填装火药。清军攻城的云梯断了三茬，城下尸体堆积，竟高过了城墙根基。 可兵力差距，终究是无法逾越的天堑。 十万精兵对垒一千二百残勇，如同饿狼围堵残羊，毫无胜算可言。 崇祯十二年正月初二，天色微亮，清军最终从西北角攻破城门。 宋学朱被俘后，宁死不降，被放在柴火上焚烧而亡。 布政使张秉文带着衙役在街巷与清军短兵相接，身中七箭，倒在血泊之中。他的妻妾听闻城破，带着家中丫鬟，毅然投身大明湖。 周之训死守北门，与三个儿子一同被乱箭射杀，至死不曾离开防线。历城知县韩承宣，战死于文庙门前，前一日，他还在为百姓书写新春对联。 清军入城后，举起屠刀长达十四天。 德王朱由枢被从王府拖出时，身着睡衣，吓得魂飞魄散，狼狈不堪。清兵将济南银库、粮仓劫掠一空，带不走的尽数焚毁。 《明实录》里收了句“掩尸十三万”，《历城县志》：“焚杀数十万”。 这数字可能夸张，但有个参照——当时济南是省城，平时常住十几万人，加上周边逃难进来的，城内少说二十万人。战后三年，济南府上报人口，比战前少了六成。 而且据明末遗民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临湖王姓大宅内聚集四十七名妇女，在清军破门前集体投湖。 打捞持续了五日，发现多具相缚的尸遗体——母亲用衣带将自己与幼儿捆绑后投水。 西关居民自发集结两百余人，手持菜刀农具死守西门，与清军殊死搏斗，最后只剩三个孩子逃出。 后来，济南人在双忠祠街修建祠堂，供奉宋学朱、韩承宣的牌位，祠堂旁的泉水，被取名为“双忠泉”。 崇祯听闻济南城破，在乾清宫痛哭落泪，下旨追封宋学朱为兵部尚书，赐谥号“忠节”。可再多追封，也换不回济南十几万百姓的性命。 如今漫步济南，双忠泉依旧清泉潺潺，倒映着蓝天，旁边石碑，刻着两位忠臣的殉难事迹。 现在说起大明湖，更多是夏雨荷的传说，却少有人记得，三百八十七年前的那个寒冬，1200名残兵百姓，用血肉之躯，抵挡十万清军六十余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