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为什么没有出现划江而治的历史走向？因为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打得太成功了，国民党赖以维系统治的精锐在淮海战役中被消灭，已经无法维持军阀联盟。 长江没有变窄，南京也没有一夜之间失去地理优势。真正变化的，是守江的人心、兵力和权力秩序。 到1949年春天，国民党方面还想把长江当成最后屏障，可那时的局面已经不是“北方守不住，南方还能稳住”这么简单了。一条江能不能成为分界线，不只看水面有多宽，还要看背后有没有成体系的军队、能不能统一指挥、地方实力派愿不愿意听命。 淮海战役结束后，这几样东西都被打得七零八落，所谓“划江而治”也就失去了根基。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打到11月2日，东北国民党军主力被歼，东北战场基本结束。 紧接着，淮海战役在1948年11月6日打响，直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65天时间里，徐州、碾庄、双堆集、陈官庄一带，成了决定南线命运的大棋盘。 淮海战役最要命的地方，不是国民党丢了徐州，而是几支能机动作战的主力被成建制消灭。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被歼，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歼，杜聿明集团在陈官庄覆灭。 杜聿明被俘，邱清泉阵亡，李弥等少数人突围，南京方面想再组织一支像样的重兵集团，已经很难了。过去蒋介石能压住各路地方力量，很大程度靠的是中央军精锐。 谁不听调遣，中央还有兵、有将、有粮饷，能震得住局面。可淮海一败，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第5军、第18军等遭到沉重打击，中央军的招牌褪色了，地方派系自然开始重新算账。 这种变化，外表看是军事失败，里面其实是权力链条断了。桂系看见中央军不再有压倒优势，白崇禧在华中一带便不愿轻易把本钱交出去。 李宗仁后来代行总统职权，也想通过和谈保住一部分局面。可这套想法和蒋介石原有系统并不完全一致，南京内部已经很难形成一个声音。 傅作义的选择，也让许多人看清了风向。平津战役从1948年11月29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结束。 傅作义保存城市、减少战火的做法，给其他地方实力派提供了参照：继续硬打未必有出路，换一种方式，反而能保住更多人和地方秩序。到了这个时候，地方人物考虑的已经不是单纯“替南京守到最后”。 云南的卢汉、四川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后来在1949年下半年相继走向起义或脱离国民党体系，这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念头，而是三大战役之后大势变化带来的结果。更现实的是，谁来指挥也成了难题。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但蒋介石仍然保有自己的影响力和系统，李宗仁想谈判，桂系要自保，南京政府又想维持体面。 前线部队到底听谁的，地方实力派到底跟谁走，这些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一边是军事主力损失，一边是政治中心松动，再加上经济财政恶化，南京方面已经很难维持一个长期对峙的南方政权。 所谓“划江而治”，听上去像一个地理方案，实际上需要强大的组织能力支撑。没有钱、没有兵、没有统一意志，地图上的线就很难变成现实中的国界或边界。 1949年4月的北平和谈，是最后一个窗口。双方围绕《国内和平协定》进行谈判，到了4月20日，南京方面没有接受协定。 随后渡江战役展开。4月23日，南京解放。长江防线并没有撑起国民党所期待的缓冲时间，更没有形成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有人容易把渡江战役看成最后一击，其实前面淮海战役已经把基础打掉了。 渡江只是把已经倾斜的局面推向终点，真正决定南京能不能“隔江而守”的，不是1949年4月江边的一晚，而是1948年底到1949年初徐蚌战场上的连续崩塌。解放军的优势，也不只是战场进攻猛烈。 淮海战役中，大量群众支前，粮食、弹药、担架、车辆不断送往前线。前方部队能持续作战，后方能不断补上，这是国民党军当时很难做到的。 战争到了这种规模，拼的已经不是某一个名将的胆量，而是谁能把前线和后方真正连成一体。国民党方面则越打越散。 中央军想保存残余，桂系想保住地盘，西南各派在观察局势，傅作义已经选择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各人心里都有一本账，南京再发命令，也很难像过去那样一呼百应。 军阀联盟一旦没有强力核心，表面还在，里面已经空了。所以，解放战争时期没有出现“划江而治”，并不是因为国民党没有这个念头，而是它已经没有实现这个念头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