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0岁的知青杨俊被马蜂蜇伤眼睛,傣族大嫂玉罕用奶水救他,不料竟因此离了婚。杨俊拉起玉罕的手说:“他不要你,我娶你!” 1978年底，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的局势变得异常焦灼。在西双版纳当地，正在发生一场改变数千万人命运的群体事件。 当时的背景要追述到1968年。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指示刊发后，各城市街道居委会开始向下传达指标。从1968年到1980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相关历史数据显示，全国累计有一千六百多万甚至一千七百多万名城市知识青年被分配至农村和边疆。 西双版纳地处边陲，气候炎热，少数民族众多，被国家划定为重点安置区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先后接收了十余万来自上海、北京、重庆、成都等地的青年。 杨俊正是在1970年跟随第二批下乡人员名单抵达景洪农场的。 长达八到十年的重体力劳动让知青群体感到十分疲惫。到了1978年底，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知青群体要求回城的愿望日渐强烈。 1978年12月，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景洪农场的数千名知青拒绝出工，引发了集体停工事件。 知青群体自发推选代表，要求恢复就业和受教育权利，要求无条件返回原籍城市。停工事件的参与人数不断增加，上万名知青离开农场，在昆明街头静坐示威，举着写有回家诉求的纸板。 以王小君等上海籍知青为核心的代表团，乘坐火车北上，直接将联名请愿书递交到国务院相关部门。1979年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在北京接见了知青代表团，当面听取代表们的诉求。 这场万人参与的停工请愿事件，直接促使国家加快落实了相关返城政策。 1979年，国务院正式下达文件，允许确实有困难的知青分批返城。政策落地的时期，暴露出了极其严重的社会现实。 在长达十年的下乡生活里，全国有数十万知青与当地农民组建了家庭，单单云南省就有数万对知青与少数民族妇女结婚。 返城政策虽然下达，但地方政府规定，与当地农民结婚的知青不能单独回城。为了拿清单身回城通行证，许多城市青年做出了残忍的决定。 西双版纳各地的村寨里，爆法了罕见的“知青遗弃风”。大批男知青隐瞒当地的婚育状况，通过关系伪造离婚协议，拿到证明后连夜乘坐长途汽车逃回城市。 成千上万不通汉语、没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傣族、哈尼族、彝族妇女遭遇了单方面的遗弃。这些少数民族妇女牵着被称为“知青子女”的混血孩子，在农场场部门口苦苦张望，却再也等不到回信。 这种大面积的抛妻弃子现象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当时极其恶劣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一社会事件后来被作家叶辛写成了著名小说《孽债》。 小说内容根据真实历史编写，详细记录了那些被遗弃的子女长大后去上海寻找亲生父亲的悲惨经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引发了全社会的讨论。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杨俊面对1979年的回城指标，经历了长时间的内心挣扎。玉罕比杨俊大五岁，带着前夫的女儿丫丫，是一名没有城市户口的少数民族妇女。 杨俊身边的许多战友办理了假离婚偷偷离开。 只要杨俊在离婚报告上签个字，杨俊就能重新回到城市，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 杨俊之所以对玉罕如此坚定，源于1974年发生的具体事件。1974年秋天，杨俊在山上砍柴时一斧头劈中枯树，树干里飞出的毒马蜂直扑杨俊面门，狠狠蜇伤了杨俊的右眼。 农场里的赤脚医生没有治疗手段，判定杨俊会因毒气攻心而面临生命危险。当地民间有一个流传已久的偏方，认为弱碱性的母乳能够中和酸性的毒蜂毒液。 当时二十五岁的玉罕正处于哺乳期。玉罕不顾村民的议论，当众挤出半碗乳汁，一点点滴进杨俊肿胀的右眼里。杨俊的视力迅速保住了，但玉罕那思想封建的当地丈夫却认为妻子不守妇道。丈夫对玉罕拳打脚踢，将玉罕和两岁的丫丫赶出竹楼，扔在雨地里。 杨俊当时只有二十岁，面对被自己连累的救命恩人，杨俊脱下外衣披在玉罕身上，当着全寨人的面宣布要娶玉罕。 了解了这段前因后果，便能明白杨俊在1979年的抉择。杨俊拒绝办理离婚手续，坚持要以家庭为单位带玉罕和丫丫回城。 杨俊给在城市里担任干部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坦白了所有情况。临走那天，火车站的月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群。玉罕的母亲将玉罕拉到角落，从贴身衣服里掏出一个缝紧的布包塞给玉罕。 布包里是母亲积攒了一辈子的三百块钱。 在1979年，三百块钱几乎等同于一名普通工人一整年的全部工资。母亲告诉玉罕，城里日子难熬，若是受了委屈，就拿这些钱买车票回西双版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