妃子要与溥仪闹分手，狱方为挽救感情特请示同居，周总理果断批示同意！ 1956年冬末，抚顺上空飘着碎雪，战犯管理所的警铃像往常一样准点响起，981号学员溥仪系好棉袍的扣子，迎来他第七个改造新年。 从紫禁城金銮宝座到铁皮火炉旁的痰盂清洗工，他的身段早磨平。三十四年前，当清帝退位诏书落笔，他还是那个被抱进大殿的小皇帝；此刻，他只是编号。 1945年8月，关东军土崩瓦解。溥仪仓皇登机欲逃日本，半途在沈阳被苏军截下。押往赤塔的列车上，他把随身两箱珍宝当作“护身符”，给斯大林连写三封信，请求“借住”莫斯科。请求被轻描淡写驳回，珠宝却被悉数登记。 在西伯利亚的四年，他吃得不差，却夜夜不安。婉容已在1946年客死东北收容所；而“福贵人”李玉琴被遣回吉林老家，成了“汉奸家属”，连邻里都避之不及。她写给丈夫的薄薄几页信，像石子扔进冰湖，没溅起波澜。 1950年7月，中苏边境的列车鸣笛，装满战犯的车厢窗户被旧报纸糊得严严实实。神经紧绷的溥仪掏出袋中花生，像往年分赏太监般挨个递过，却无人敢伸手。车厢里有人小声议论“共和国是人民当家”，他忽地站起，喝道：“朕……不对，我……我也是中国人。”声音发颤，满脸通红。 抵达沈阳后，高岗接车，只一句话便点破他心防：“中央要你回家，是让你学做人，不是要你的命。”这句“回家”，让溥仪眼眶泛潮。 抚顺的改造并不温柔。洗衣、铲煤、种菜、认罪书一遍遍重写，动辄被退回重来。可也正是在汗水和墨汁里，他第一次摸到劳动的踏实滋味。贺龙前来鼓励，“以前山珍海味吃不出味，现在一碗小米粥也能喝出甜头吧？”溥仪点头：“真是没想到，这才叫活着。” 1955年夏，管理所允许战犯给亲属写信。那天，他手指发抖写下“玉琴，我欠你一句话”，泪渍洇湿信纸。半年后，李玉琴获准探监。会见室里她低着头：“我回不去宫里，也融不进外面，我们还是散了吧。” 管教员劝合未果，只得开会研究。有同志提出：“不如让他们短期同住，或能化解误会。”此事前所未有，层层上报。周恩来得知后仅作简单批示：“同意，注意影响。” 于是，一间临时小屋被收拾出来，两张木板床隔着一盏煤油灯。几天的相处并没燃起旧情，反倒让两人都看清岁月已把那段婚姻掏空。1957年5月20日，法院裁定离婚。李玉琴走出庭门，回头看了丈夫一眼，终究没再说话。 改造仍在继续。溥仪被调去医务组学习量体温、配草药，自称“实习护工”。1959年9月，全国人大宣布特赦部分战犯，他名列其中。12月9日，火车驶进北京站，站台上，周恩来握着他的手问：“接下来想干什么？”溥仪答得很小声：“为新社会出点力。”最终，他被安排到植物研究所做园艺助理，远离了手术刀，也远离了旧日权杖。 随后，他搬进普通筒子楼，自己挑水、做饭、排队买菜。1962年，经组织同意，他与护士李淑贤登记结婚。邻居们最初看稀奇，后来见他每日骑二八自行车上班，也就当个平常人。 1967年10月17日凌晨，因肾功能衰竭，他在北京医院离世，享年六十一岁。病危通知送到中南海时，周恩来只说一句：“全力救治，毕竟他已经是我们的人。” 许多人读到监狱“申请同居”那段，总觉得荒诞。可若把镜头拉远，便能发现那是一种试探：既要让战犯明白法度森严，又要给他们最起码的情感出口。宽与严，本就不是对立面，而是一体两面。 溥仪的跌宕一生，恰似显微镜下的新中国政体脉动。它告诉世人：变局之后，国家如何对待旧人物，远比怎样制服他们更能证明制度的自信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