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肯承认胡适是自己恩师的吴晗，当好友沈从文被安排在博物馆扫地时，又对沈从文握手的行为视而不见。吴晗临死前被薅光了头发，在谈起吴晗及家人的惨状时，钱钟书的一番话让人深思。 1979年谈到吴晗一家遭遇时，他提醒费孝通别忘了，吴晗在1957年整人时，同样很无情。也正因为这句话，吴晗这个人，至今都很难被一句“可怜”概括掉。 吴晗不只是教授，1949年3月参加接管清华，同年11月当选北京市副市长，1955年又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一个人从书房走到公共舞台中央，位置高了，影响也就跟着放大了。他和胡适的关系，不能轻轻一句“上过课”带过。 1931年5月，吴晗给胡适写信谈学问、求指点，胡适第二天就回信，还约他“这星期有暇请来谈”。另一份校友资料也提到，吴晗把《胡应麟年谱》送给胡适后，胡适很欣赏，这才有了后来的亲密师生往来。 这个“师承”，是实打实存在过的。可到了1962年，吴晗接受《北京日报》记者采访时，却说出那句后来反复被提起的话：胡适“是我的老师不假，但是，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什么，我是基本自学成才的”。 这话最扎人的地方，不在嘴硬，而在它把别人真实给过的帮助，几乎一笔抹平了。学问可以靠自己闯，来时的桥，却不该说成从来没有。 吴晗身上最复杂的一点，也在这里。他不是那种没有能力、只会攀附的人。 恰恰相反，他既能做研究，也真有历史普及的热情。1958年起，他倡议并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到1966年前已经出版147种到150多种，在当年影响很大，很多普通读者就是靠这套小书第一次系统接触中国历史。 学问走出书斋，这件事他是做成了的。问题在于，他后来越来越不像一个单纯的史家。 最让后人摇头的两件事，一是定陵发掘，二是北京旧城拆除。一个研究明史的人，最后却在明代遗存保护上留下这样沉重的失误，这种反差，比任何议论都更刺人。 吴晗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冷硬。他对妻子袁震，倒是另一副样子。袁震身体不好，吴晗在昆明时为她做饭、洗衣、挑柴、买米，晚上安顿她睡下，自己再去写作。两人1939年10月在昆明成婚，婚后袁震长期帮他誊稿、润色、整理材料。 吴晗自己也说过，他的文章里有袁震的心血。也正因为家里这一面是真的温热，后来的结局才更让人难受。 回头看吴晗，真正会叹的，往往不是他有没有成名，而是他明明读了那么多史，最后却没能把史书里的经验，真正用在自己身上。胡适的提携，他后来淡化了；沈从文那种落寞，他未必真伸过手；公共决策上，他又留下了定陵和城墙这样的争议。 等到风向转过来，他自己也被卷进去。到这一步，再高的学问，也挡不住人对他一生得失的复杂判断。 钱钟书那句话之所以一直被人记着，不是因为刻薄，而是因为它逼人承认一个很难受的事实：历史里的悲剧人物，未必都是清清白白的旁观者；一个人后来吃过的苦，也不能自动替他抹掉前面做过的事。把吴晗只写成才子，太浅；只写成悲剧人物，也太省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