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山西交城，沟口山上。一颗子弹穿进胸膛，火药、旧棉花、断裂的肋骨碎片，一起卡进了胸腔。没有麻醉，没有像样的手术室，只有4支手电筒和几根蜡烛。医生拿起手术刀，张中如躺在担架上，完全清醒。刀划开皮肉的声音响起。他一声没吭。 这是他第一次开胸手术。后面，还有七次。 1919年，张中如出生在山西原平，普通人家，读到高中。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18岁的张中如中断学业，直接去参军打鬼子了——高中都没毕业就去了，也是豁得出去。 第一仗，他带着游击队伏击日军运输队，日本人撂下七八具尸体就跑了。然后第二天天刚亮，600多名八路军战士被日军团团围住，差点全军覆没。 从那一刻起，张中如就明白了：这场战争，是真的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的。 1942年，他升任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21团一营营长。这个位置有多关键？他的对敌斗争领导小组副组长是他，组长是另一位同志——后来大名鼎鼎的华国锋。 他们盘踞的地盘，是山西交城、古交一带，扼守吕梁山东大门，日军控制着当地交通要道，修了据点，来回穿梭。 张中如就专门在要道上设伏，打了一次又一次，打得鬼子这条线都不敢走了。 于是鬼子换路线，他就跟着换伏击点。 1943年3月中旬，轮到榆树村沟口这条路了。 那天一大早，侦察员来报：日军出现，但兵力比情报里的多。 张中如没撤，命令集中火力突袭，打完就跑。 早上九点，日军进了伏击圈，八路军的枪声响了，敌人乱成一锅粥。 但日军仗着人多武器好，很快稳住阵型开始反扑。 张中如命令部队交替掩护撤退，自己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 就在他准备转移阵地，刚刚弯腰的那一秒——胸口猛地挨了重重一击，像被人抡了一锤子。 低头一看，鲜血从胸口的弹孔里汩汩往外涌，迅速浸透了军装，流到棉裤上。 他倒下了。 战友们背着他撤出战场，用树枝绑了副简易担架，抬他回到村子。 营部医生简单包扎，但血根本止不住。子弹穿透胸部时，火药、旧棉衣里的棉花、断裂的肋骨碎片，全部一起卡进了胸腔。 接下来是高烧、昏迷、咳脓、水米难咽、无法入睡，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快不行了的时候——命运给他送来了一个德国人。 汉斯·米勒，德国籍犹太人，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1939年经宋庆龄介绍来到延安支援抗战。1943年4月，他正在从太行山返回延安的路上，路过八分区。 分区领导告诉他：山上有个营长，快死了。 米勒二话不说，骑马连夜上山。晚上11点赶到张中如床前，检查完伤口，说了一句话："必须马上做手术。" 茅草房里，4支手电筒，几根蜡烛，照亮了手术台。 没有麻醉，简易消毒。米勒从后背子弹出口处切开，清除碎骨腐肉，插入导管排脓。 一个多小时，张中如躺在那里，完全清醒。听着刀剪切开皮肉的声音，感受着金属器械在胸腔里操作，一声没吭，一动没动。 手术结束，米勒嘱咐他找个球胆吹气排脓，然后连夜赶路走了。 接下来八九天，张中如就整天对着球胆使劲吹——用力吹一口，脓液从伤口里挤出来一点，吸气又回去一些，但总归能排出一些。 战友们以为他快好了。 结果没几天，高烧又来了，重度昏迷，脓液堵在伤口里，臭气熏天。 1943年5月初，他被用担架抬着走了200里山路，翻过敌人封锁线，送到后方医院。 后方医院的条件稍微好一点点——但也只是一点点。 第二次手术，切掉了一根肋骨，清出8盘脓血。第三次，高烧再来。第四次，又切一根肋骨。第六次，再切一根。 就这样，左胸第九、十、十一根肋骨，一根一根被切掉。排脓管越换越粗，越插越深，创面越来越大，后背、肩膀、臀部长出七处大褥疮，头发也大片脱落，只剩几缕稀稀拉拉的黄发。 1944年夏天，左胸整体塌陷，胸椎骨偏移侧弯。左肺彻底失去功能。 他只剩一个右肺，还是严重肺气肿的那种，就靠着这一个肺，撑着呼吸。 一共8次开胸手术，没有一次有全身麻醉。 1944年，一批西方记者进入延安采访，辗转找到了张中如。 走进病房，记者们看见的，是一个极度消瘦的年轻人，躺在床上，明亮的眼睛定定地望着他们。 美国记者福尔曼和爱泼斯坦问他伤情，他如实回答，声音平静，神情坦然。 这些记者后来把他的故事带出了山区，带向了世界。 战后张中如被授予少将军衔，担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第一任校长，后任总参二部政委、部长，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2019年9月12日，张中如在北京去世，享年100岁。 带着那颗只剩右肺、胸椎侧弯的身体，他活了整整一个世纪。 有人说，这是奇迹。 这不是奇迹。这叫——这个人命里就没想过认输。 【主要信源】 《浴血百战忘生死——96岁抗战老兵张中如深情述说》，人民网军事频道，2015年5月25日 《96岁抗战老兵张中如：浴血百战忘生死》，新华网，2015年7月1日 《哀悼！又一开国将星陨落》，澎湃新闻，2019年9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