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名战士孤身被敌重重包围，班长突围前高声怒吼：还有谁是共产党员愿随我冲锋？ 1979年2月22日清晨，谅山以西的山雾像湿棉一样挂在密林中，121师先头部队正沿着陡坡穿插。地图上八十公里的折线只是纸面数字，实际脚程却变成了五十九小时的拉锯。迷雾、雨林、山涧、错综小道，再加上越军时隐时现的袭扰，把原本一条整齐的行军序列撕成零碎的点。就在这片浑黄晨雾里，班长陈书利和六名战友与大部队失去联络，正式进入“与世界失约”的状态。 他们凑到一起时，连人带枪只有七条影子。三支五六式、几百发子弹、九颗手榴弹，一壶水还剩半壶；更棘手的是，黄志荣、熊武俊、马占社身上带着新近的枪伤。陈书利扫了一圈，低声发问：“除了我，谁还是共产党员？”黄志荣举手，“班长，我是。”其余人随即补充：“虽然不是党员，也是准备把命豁出去的。”这并不算豪言，丛林里枪响一次，就可能多几具尸体，他们心里都清楚。 穿插方向已迷失，北面的枪声打乱了方位感，陈书利决定先找高地再定路线。一路疾行，几人突入一片橡胶林，脚下都是半湿的胶籽壳，稍不留神就会踉跄。迷彩里的越军突然跃起，几把56式冲锋枪扫射，子弹像成串的雨点砸向树干。陈书利让两名新兵负责侧射，自己带黄志荣蹲在杂木丛，凭着经验听声判位，一梭子点射压住对方火力。几分钟拉锯后，越军被打退，林间只留下几堆暗红的落叶和一支烧焦的榴弹筒。 突围得手，却发现前方是一片零星散落的农户院落。屋顶茅草残破，墙面是泥胚夹竹，唯一像样的建筑是一座堆满化肥的仓房。陈书利决定据此死守，等天黑再作打算。门口架一挺轻机枪，马占社把棉被拆成绷带，给熊武俊包扎弹孔；黄志荣捡着越军遗留的弹匣，逐颗添进自己的弹夹。临时防线摆好后，陈书利把半截香烟点燃，说了句：“顶住，等天黑就是活路。” 傍晚，越军重新包围，迫击炮轰得化肥尘土四处扬起，气味刺鼻。屋檐被炸开口子，雨点般的土块从天而降。敌人三次冲锋，均被七支枪火打回。夜将至，弹药却只剩下一个弹匣和三颗手榴弹。此时最怕的是动摇，陈书利将那枚“光荣弹”取出，放在众人中央，“真到极限，就拉弦，不能让俘虏玷污咱的军装。”几名年轻兵攥着汗湿的枪，把最后的手榴弹别在腰间，没人再说一句泄气的话。 雨夜无月。借着山风卷起的火光，陈书利判断南侧岗楼火力已削弱，立即下令分三组。黄志荣背熊武俊走前，轻声叮嘱：“挺住，出去请你喝老米香。”化肥屋后的土墙被悄悄推倒，七人贴地穿行。百米外两名越军背对站岗，陈武贤悄然靠近，用匕首解决战斗，连刀口都没来得及擦就继续前进。 凌晨一点左右，原本紧凑的小队被一阵穿林的乱弹再次冲散。山谷里灯火交错，呼哨此起彼伏。胡清祥拖着伤腿滚进草堆，以刺刀撑地慢慢挪动；马占社钻进河沟，靠着礁石躲过搜捕；而陈书利和黄志荣则带着最后一颗手榴弹，转向北坡，踩着湿滑的藤蔓攀了上去。天刚蒙蒙亮，已经听见远处我军火炮声，那是318高地主阵地的报时。 三天后，121师搜索分队在一片烧焦的竹林里发现筋疲力尽的胡清祥，又在山溪边找回浑身泥浆的马占社。再过两日，斑斑血迹引路，在一棵劈裂的老榕树旁，搜救兵支起担架，把昏迷的熊武俊抬了出来。最让人揪心的，是陈书利与黄志荣。直到第十天，一张染血的牛皮纸送到师指挥所，上面七个名字清晰可见——随纸一同送来的，还有他们俩在山洞里留下的弹壳和仅剩的半袋炒面。他们终究归队，靠的是雨水、野果和惊人的意志。 作战纪要统计，七名战士共击毙越军三十六人，击伤不详，己方除旧伤加重外仅一人轻伤。陈书利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一等功；黄志荣、陈武贤同得一等功，其余皆有表彰。牛皮纸被裱进玻璃框，直到今天仍封存于原121师军史馆。参观者常会停在那张薄薄的纸前，琢磨一个问题——在那样的丛林深处，是什么让他们咬牙到最后一刻？ 答案并不玄妙：信念、责任、战友情，这三样东西在子弹与硝烟间被锤炼得无比清晰。战争是残酷的，却也把人心最坚硬的部分照得纤毫毕现。七人孤军突围，不过是那场边境战事里无数片段的一角，却足以说明，一个小班的生死抉择，同样能影响一支部队的士气，甚至改变一段战役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