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迈向发达国家，必须向日本和韩国学习，先成为消费大国。”天津论坛上，经济

“中国要迈向发达国家，必须向日本和韩国学习，先成为消费大国。” 天津论坛上，经济学家金刻羽这话引发不少讨论。她觉得中国科技、人工智能虽强，但单靠生产和出口走不远，得像日韩那样靠国内消费撑起来，这观点到底站不站得住脚？ 中国要迈向发达国家，是否应该向日本和韩国学习，成为一个以消费为驱动的经济体？这一话题近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经济学家金刻羽提出，尽管中国在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优势无可否认，但如果单靠生产和出口这一传统模式，难以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她认为，中国需要像日本和韩国那样，通过内需拉动经济，转变为一个消费大国。这一观点虽引起了不同声音，但却反映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经济议题。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日本经济崛起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日本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目标是十年内使国民收入翻番。这一计划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改善社保制度，使普通家庭收入得以快速增长。到1970年，日本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十年前增长了1.8倍，家庭消费快速扩展。汽车、彩电、冰箱等消费品迅速进入千家万户，推动了整个产业链的活跃。与此同时，丰田、索尼等企业也借此机会扩展到全球市场，成为世界级企业。日本模式给中国的启示是，通过提高民众收入，促进消费，可以带动产业结构转型，从而迈向发达国家之列。 韩国的路径也值得借鉴。1990年，韩国的GDP人均水平突破6000美元，正是这一时机，韩国政府放宽了金融管制，推行消费信贷政策，鼓励中产阶级提前消费。韩国推出的“国民信用卡计划”快速普及，使得信用卡的普及率在几年内从30%提升至85%。家庭消费的年增长率高达8.2%，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也从45%跃升至58%。更重要的是，三星、现代等韩国企业也借此契机完成了产业升级，从代工到自主创新，走向世界。这一模式的核心是消费促进创新，创新又反过来推动消费，这样的良性循环为韩国经济增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但回到中国，尽管国内消费潜力巨大，与日本和韩国相比仍有差距。根据2023年数据，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55.8%，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普遍超过70%。例如，尽管中国销售了2686万辆汽车，其中31.6%是新能源车，但中国人均汽车保有量仅为0.26辆，这一数据远低于日本和韩国。这表明，中国的消费市场仍处于初期阶段，消费升级的空间巨大，未来潜力不可限量。 然而，推动消费的障碍不仅仅是收入问题，还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地区差异密切相关。2023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过4.5万元，而西部一些地区则不到2.5万元。这一巨大差距导致不同地区的消费能力差异悬殊。此外，中国居民的储蓄率远高于日本和韩国，2023年储蓄率达到41.3%，是日本的1.8倍、韩国的2.1倍。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居民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感，尤其是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使得人们倾向于将收入存起来，以应对可能的风险和支出。如果要促进消费，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民众的后顾之忧，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方面。 要实现消费升级，需要解决几个关键问题。首先，必须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最低工资、增强技能培训，以提升收入水平，从而激发消费需求。其次，要通过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医疗、养老和教育等领域的保障，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这些措施将帮助减少居民的储蓄倾向，使其更加敢于消费。最后，政府需要在消费环境和产品质量上做文章，推动高端消费和优质服务，满足消费者不断升级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人担心过度依赖消费会影响科技创新，但这一担忧未必准确。事实上，消费和创新并非对立，反而可以相辅相成。例如，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蓬勃发展，既满足了国内居民对汽车的需求，也为中国出口创造了大量收入。2023年中国销售了888万辆新能源汽车，占全球市场的60%，不仅推动了国内消费，还为中国带来了588亿美元的出口收入。同时，华为、小米等高科技企业的崛起，证明了中国创新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表明，消费和科技创新是互为促进的，可以形成双赢局面。 总的来说，中国要想成为发达国家，消费市场的潜力必须得到充分释放。日本和韩国的成功经验为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中国的路径应当根据自身的国情进行调整。在推动消费的过程中，除了依靠政府政策的引导，更需要解决民众的现实困惑，提升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创造更好的消费环境。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打破消费瓶颈，真正实现从大国向强国的跨越，稳步迈向发达国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