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古代最可怕的东西不是贫穷，而是思想钳制。思想钳制这东西看不清摸不着，实际上比酷刑还要狠，主打一个潜移默化的灌输改变，让人们不知不觉中便按照既定好的程序方向前进。只要相信这一套，久而久之再想打破思想壁垒可就难了。 所以为了将危险扼杀在摇篮里，历代统治者招数百出，前有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有清代文字狱。咱们都知道，清朝对思想控制力度堪为历朝历代之甚，一旦统治者认为文人在书籍里面写了不该写的内容，有影射当局嫌疑，轻者书籍被禁重者被抄家灭族，其中在清朝诸多文字狱中最著名的便是“吕留良案”。 吕留良和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一样，都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年轻的时候曾组织义军和进入浙江的清军作战，明朝灭亡后吕留良干脆回到家乡隐居著书。虽然其反清复明的理想没有实现，但终其一生也算是善始善终。 任谁也没想到，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帝突然下令将吕留良剖棺戮尸，其后人及门人故旧纷纷被下狱问罪，此时距吕留良去世已有49年之久。 这时候就有人问了，吕留良生前就透露了反清思想，但为啥生前没事死后反而被秋后算账。正所谓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而引发此案的罪魁祸首曾静只能算不是队友的“猪”。 雍正六年（1728年），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突然收到一封署名“南海无主游民夏靓””的来信，信中痛斥雍正种种暴行，认为清朝得国不正，建议身为岳飞后裔的岳钟琪拨乱反正。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竟敢写信劝掌握重兵的封疆大吏起兵造反，这怎么看都像是天方夜谭。 巧了，岳钟琪也是这么样，于是他立马上书向朝廷汇报此事。想象一下一个出了名多疑、狠辣、控制欲极强的皇帝，看到有人在信里公开讨论，“你这个皇帝，不正统。”“你这个王朝，来路不正。”你觉得，他会怎么做？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完了，这人肯定要死得很惨。要是这个皇帝是雍正的话，那一定惨上加惨。” 但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反转。雍正冷静地研究曾静的供词，曾静自称早年无意间看到吕留良生前所遗留下的著作，对其中的华夷之辩理念很是认可。特别是听说雍正得位不正，以岳钟琪为代表的汉人将领饱受猜忌之事后，认为清朝气数已尽，所以才写了这封信。 雍正也明白曾静代表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究其背后，是当时很多汉人心里的一个共同疑问那就是：清朝，到底算不算“正统”？满族入关，是不是“篡位”？这些问题，放在今天看，可能只是历史讨论。但在重视名正言顺的古代，讨论这些可是会掉脑袋的。 这就是文字狱的核心。不是写了什么，而是“敢想什么”。雍正很快意识到，曾静这个人是个乡野书生，之所以大放厥词主要是受了吕留良影响，此人一无气节二无才华三无谋略，根本掀不起什么大风浪。再加上被抓之后态度良好，主动配合朝廷调查“乱党”。如果直接杀了曾静，这件事就会变成“压制言论”。但如果处理得更巧妙一点，反而可以“反向利用”。 曾静这个人本身就是个软骨头，还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教本 《归仁说》， 表示此身若在， 愿现身说法，化导愚顽若不能生， 则留作后人以为警戒。雍正亲自下场辟谣写了本《大义觉迷录》，还赦免了曾静师徒，让官员们带着曾静等人整了个全国宣讲。 曾静在宣讲中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将所有的罪孽全推在了吕留良及其亲友身上。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学生严鸿达被开棺戮尸，其他与吕留良有所关系的人员，也多被处死、流放。 为了彻底清除吕留良的思想影响，雍正甚至下令全国学政，公开征询天下读书人的意见。浙江天台的生员齐周华，上疏为吕留良辩护，同时对曾静破口大骂，他说曾静这个人居心不良，一开始就利用吕留良出名，等到出事后又构陷别人来逃避罪责，简直不配为人。此后齐周华上疏被拦，他愤而进京，最终被押回、监禁，一关就是数年，直到乾隆年间才被释放。 与此同时，山西出现匿名诗帖，公开表达不满。湖北有人写文为吕留良鸣不平，结果死于狱中。 甚至连在衙门读律时质疑案件的生员，也被当场抓捕、构罪处死。雍正想要利用曾静进行洗白的计划不仅没能成功，反而还搞得全国读书人义愤填膺。 等到乾隆一继位，便就不顾雍正遗嘱，直接下令将曾静处死。其实纵观历朝历代的文字狱，你会发现一个好玩的现象，那就是有人替朝廷说话未必安全，有人表达不满几乎必死。言与不言，都是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