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ABO 每次在大银幕重看经典，很容易发现些过去没注意到的细节，或生出新的领悟。这次重看《霸王别姬》给我最强烈的一个感受是，那些我们常以为是“时代造成的恶”，其实一直就存在于人本身之中。
我们总习惯以为，程蝶衣和段小楼会被打倒，是因为政治运动爆发了，周围人变坏了，造成迫害与冤屈。但其实，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打倒与迫害的情况和冲动就已经普遍存在于普通人之间。不只是像小四这样的红卫兵有，主角程蝶衣和段小楼也同样如此。
影片里有这样一段：1937年北平沦陷后，段小楼因为打了日本兵被抓进牢里。收到消息的程蝶衣，本想立刻过去唱戏赎人；但当菊仙赶来催促时，他却瞬间变脸，把师哥的性命当作筹码，与菊仙谈条件：人可以救，但你必须滚回妓院。在他看来，师哥的世界只能容纳自己一个人。
无独有偶，当1945年程蝶衣被国民政府扣上“汉奸”之名清算时，袁世卿既可以不理不睬，置若罔闻，也可以出于情义出手相救；但他偏偏要先满足自己的执念，用程蝶衣的性命去逼问段小楼：“究竟是走五步还是七步？”“咱俩谁才是真霸王？”直到菊仙送来宝剑加以威胁，段小楼才从低声下气转为理直气壮，暗示若不救蝶衣，这顶“汉奸”的帽子也可以扣到你袁世卿头上。
当口无遮拦的段小楼一句“日本兵看戏都不曾这样大闹”，国民党士兵立刻冲上戏台教育这个“给鬼子叫好”的戏子，混乱中把菊仙肚子里的孩子碰没了。当庭上法官问程蝶衣给日本人常淫词艳曲是否属实时，袁世卿用“国粹”进行回击，表示你说我们蝶衣反华，我说你比人家更反华，更该死，顿时引起台下一片喝彩。
你会发现，这种你死我活的打倒与斗争，并不是某个时代才有的特定产物；不是只有等到一位政治强人发起一场政治运动，或某一群小人上位后兴风作浪时，才会出现的。即使没有批斗现场，程蝶衣也能知道怎样批斗菊仙，也都想着怎样扳倒这个横刀夺爱的女人。即使没有红卫兵逼迫划清界限，段小楼也都可以背叛自己跟周围的人，去主动改口京戏的意义，抛下蝶衣另搭班子。
要说以前为何没有发泄这些，我想可能不全是因为放映设备不比影院效果生动，也是因为《霸王别姬》本身不是想说“人性本恶”。毕竟它同样写尽了“善”的瞬间。小时候的小石头，会偷偷帮刚来的小豆子减轻练功的痛苦；看到师哥因自己“偷工减料”而受罚受冻，小豆子抱着棉袄扑到他背上。或是后来程蝶衣戒大烟时，不仅段小楼在，菊仙也在；病愈之后，师兄弟围坐探望。
只是，这些温度往往只在生死关头才短暂显现。仿佛只有当一个人被逼到极限时，内心深处的“善”才能被唤起并无条件地释放出去。一旦回到日常，那种潜伏的恶意与斗争，很快又会卷土重来。于是，不只是小四这种充满嫉妒、渴望上位的人会伤害他人，段小楼与程蝶衣，其实也从未真正远离“恶”。
电影里，时代不断更替，但有些东西始终存在。有的是京戏这种跨越时代的美，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显现价值；但也有一种同样顽固、隐蔽而日常的恶，并不会随着时代变化而消失。当这种恶没有被约束、没有被驯化，那些我们以为只属于旧社会、只存在于历史书中的灾难，其实从未离我们远去。
《霸王别姬》的反思，并不是停留在宏大的时代层面，或抽象的政治层面。它把问题落回到个体，借用片中的一句台词，是要你去想想：你是否有成全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