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毛主席登上中山陵突然脸色一沉，指着满山的树问江渭清。 主要信源：（南京市政府——在江苏的这些城市，毛主席留下了光辉足迹） 1953年早春2月，南京城还浸在江边的湿冷里。 长江码头，一艘军舰静靠，一行人踏上了这座刚刚经历战火、正在艰难复苏的古都。 此行之中，一次计划内的瞻仰，一次登高后的远眺。 一句随口的问询，却像一粒投入水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悄然改变了整座城市未来几十年的面貌。 那时的新中国成立未久，百废待兴。 南京城作为旧都，街景是复杂而斑驳的。 新铺的柏油马路笔直延伸，与路边尚未清理的断壁残垣并存。 一些新的建筑正在搭起脚手架，但更多是灰扑扑的连绵屋瓦。 早春的树木还未抽芽，放眼望去，城市缺少大片连贯的绿色，显得空旷而缺乏生机。 人们的精力主要放在恢复生产，建设工厂，疏通交通这些“硬任务”上，栽花种树这类事，往往被看作有余力时才考虑的“点缀”。 在此背景下，一行人前往中山陵瞻仰。 中山陵位于紫金山南麓，沿着长长的石阶步步登高，两旁是苍劲的松柏。 完成庄重的致敬仪式后，一行人走出祭堂，来到外面的平台上。 从这里向西南方向俯瞰，视野极为开阔。 近处是紫金山郁郁葱葱的山林，绿意浓得化不开。 然而目光越过山麓投向南京城，景象却陡然一变，大片灰白色的屋顶连绵不绝。 其间只有零星散落的树冠，像是巨大灰色画布上偶然滴落的几点绿墨，形不成气候，更谈不上景致。 山林与城区的绿意多寡，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正是在这个时刻，一句疑问被提了出来：“南京这座大城市，怎么看不见成片的树呢？ ”语气里带着不解，也有一丝不满。 这并非苛责，更像是一种对城市应有面貌的朴素追问。 陪同的地方负责同志立刻解释了原因，多年战乱，树木被大量砍伐用于各种用途。 战后建设，修路盖房也移除了一些，目前人力物力紧张，补种工作尚未大规模展开。 提问者听罢，未再多言，只是在临别前轻声叮嘱了一句大意是“城市要活起来，得先让它能呼吸”的话。 这句看似简单的叮嘱，却让地方负责同志深感责任重大。 他们意识到，这不仅仅关乎种几棵树，而是关乎一座城市的长远生态。 市民的生活品质，乃至新生政权对建设人民新家园的理解与承诺。 一场大规模的、系统性的城市绿化行动，就此被提上紧迫日程。 行动首先从规划和选种开始。不能零敲碎打，必须通盘考虑。 南京市很快组织起专门班子，研究制定绿化方案。种什么树成为首要问题。 经过多方比较和论证，法国梧桐脱颖而出。 这种树并非本土原产，但它树冠广阔，枝叶茂密，生长迅速，遮荫效果好，树干粗壮，对城市烟尘适应性强，耐修剪。 而且落叶期相对集中，便于管理。 相比其他候选树种，梧桐能更快地形成林荫大道，改善城市夏季酷热的小气候。 最终，梧桐被确定为南京城市主干道的骨干树种。 规划紧随其后。 技术人员根据道路的宽度、走向和功能，精心设计行道树的种植间距。 在宽阔的主干道上，树与树之间留出足够距离，确保未来树冠舒展，能形成高大的绿色廊道。 在较窄的街道，则适当加密种植，以期早日连荫成片。 对于紫金山这座“城市绿肺”，则确定了保护与增绿并重的原则，重点补植雪松等常绿乔木，巩固山体生态屏障。 蓝图绘就，行动迅速铺开。 1953年的春天，南京的许多街道变得格外热闹。 不再是战时的仓皇，也不同于往常的市井，而是一种建设特有的忙碌。 机关干部、部队官兵、青年学生、普通市民纷纷扛起铁锹，走向指定的路段。 挖树坑是个力气活，早春的冻土尚未完全化开，一锹下去，震得手发麻。 但没人退缩，一个个标准的树坑沿着街道延伸开来。 紧接着，从外地调运来的梧桐树苗被小心翼翼放入坑中，扶正、培土、踩实、浇水，每一道工序都认真完成。 这是一个需要科学与耐心并举的过程。 并非树苗种下就万事大吉，后续的养护管理至关重要。 市里组织了专门的养护队伍，负责浇水、施肥、防治病虫害。 为了保护新栽的树苗，还出台了一些临时规定。 全市上下形成了一种爱树护绿的氛围。 几年下来，成千上万株梧桐在南京街头扎下了根。 到了1956年左右，南京已种植了数万株梧桐，初步形成了中山东路、长江路、陵园路等一批林荫大道的骨架。 随着时间推移，绿化的效益日益显现。首先是直观的体感改善。 以往盛夏时节，南京街头烈日曝晒，行人难耐。 梧桐成荫后，浓密的树冠犹如天然巨伞，为街道投下大片清凉。 市民们发现，在树荫下行走，温度明显低于曝晒之处，连吹过的风也似乎凉爽了些。 其次是城市面貌的改观。 从前单调灰暗的街景，被一条条绿色的长廊点缀、分割、连接，城市变得疏朗而有层次，充满了生机与韵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