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51年，包拯在朝堂上情绪激动，居然把唾沫星子啐了宋仁宗一脸！结果呢，皇帝好脾气，用手擦了擦脸上的口水，忍了！ 这段被《宋史》记录在册的细节，长久以来都被史学界推崇为北宋官家与臣子，和睦相处的典范。宋仁宗的胸怀宽大，历史上真没有第二人。 当然，由此也反映出一代名臣包拯的刚直不阿。 不过，他们到底为什么事儿，能让包青天激动的唾沫星子乱飞呢？ 那一年，宋仁宗最宠爱的张贵妃不断吹“枕头风”，想让自己的伯父张尧佐升任宣徽使。宣徽使在宋朝掌管内廷事务，是个位置紧要的美差。仁宗拗不过爱妃的软磨硬泡，终于在朝堂上降旨任命。 谁知旨意刚下，时任知谏院的包拯当场炸毛。 史料记载他“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慷慨激昂地陈述反对理由，足足讲了数百句，越说越激动，嗓门越来越大，唾沫星子直接喷到了皇帝脸上！ 皇帝是九五之尊，被臣子口水糊脸，换作任何朝代都是诛九族的大不敬。然而宋仁宗做了什么？他“卒为罢之”——最终还是收回了成命。 下朝后，张贵妃赶忙迎上去打听结果。仁宗一边用袖子擦脸，一边没好气地说：“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包拯站在我面前说话，唾沫都溅我脸上了，你还一个劲儿要宣徽使、宣徽使，难道不知道包拯就是专门管这个的吗？ 听听，这委屈的语气，那像个九五至尊，活像一个被老板骂了回家跟老婆诉苦的打工人。 这个事儿，拿成语“唾面自干”来形容，也不为过。 但是，你别以为这就是表现出宋仁宗“好脾气”的孤例了？非也！宋仁宗这位皇帝，还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似乎天生就不会发火呢…… 话说，还有这么个事儿。 大臣王德用进献美女入宫，谏官王素直截了当地反对。仁宗本想把美女留下，居然不是下令驳回，而是低声下气地和王素拉关系：“朕是真宗子，卿王某子，与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进女婢，实有之，在朕左右，亦甚亲近，且留之如何？” 堂堂皇帝想留个美女，还得跟臣子套近乎，说“咱俩是世交，你给我个面子行不行”？ 王素寸步不让：“若在疏远，虽留可也。臣之所论，正恐亲近！” 仁宗最终妥协，遣散美女。 而且他怕自己看到美女流泪会心软，竟然让宦官直接把人送走，自己在原地等候结果，等回话时“动容而起”，眼眶都红了。 王素由衷赞叹：“陛下从谏，古之哲王所未有！”——陛下能够虚心纳谏，这是古代贤明君王都未曾做到的！ 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 苏辙参加殿试时，竟在策论中直批仁宗“怠于政事”，说他“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还指责他“沉溺声色之乐”，把堂堂皇帝说得一无是处。 有大臣建议黜落此人，仁宗却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 转过头看到苏轼的卷子，还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你看，一个皇帝被人骂成这样还笑得出来，这种肚量，千年帝王里确实找不出第二个！ 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包拯为什么把唾沫星子啐皇帝脸上，也能安然无恙？当然也有更深层的原因。 宋朝自太祖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后，言官就有了“护身符”。更重要的是，宋朝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皇权、相权、台谏之权三足鼎立，互相制衡。台谏官不仅监督百官，更重要的是“批龙鳞、犯天颜”，规谏皇帝本人。 包拯喷仁宗口水时，正是在履行谏官的法定职责。仁宗心里再不舒服，也得忍着。 用现代的话说，宋仁宗明白一个道理：权力的牢笼一旦打开，第一个被吞噬的就是牢笼的建造者。 欧阳修曾经对宋仁宗有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评价：“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什么事儿都不会，唯独会做皇帝。 这话看似调侃，实则是至高评价。在那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一个皇帝能克制权力欲、克制私欲、克制情绪，本身就是一门极高超的政治艺术。 更深一层看，宋仁宗并非软弱，而是清醒。 宋仁宗驾崩时，汴京城百姓“如遭雷击”，贩夫走卒无不恸哭，白发老翁悲泣于道：“四十二年不识兵戈矣！”就连隔壁桀骜不驯的辽国君主，闻讯也设坛致哀。 别看仁宗一生没打过什么漂亮仗，没什么丰功伟业，却让敌我双方都发自内心地哀悼，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政治成就！ 我们今天读史，常常崇拜秦皇汉武的开疆拓土、唐宗宋祖的文治武功。但别忘了，一个能让人往脸上喷唾沫而不翻脸的皇帝，一个被大臣骂得狗血淋头还乐呵呵说“我得了两个宰相”的皇帝。 这样的人，才是帝王这个“高危职业”里，真正的另类和奇迹……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仁宗说过的一句话：“朕虽为帝王，然人情同耳。”——我是皇帝，但也是人。 能把这句话真正刻进骨子里的，千年帝王，恐怕只有他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