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长期旅居美国的特务头子毛森，在生命垂危之时，向他的儿子吐露了心声：渴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回到祖国，回到那遥远的家乡再看一眼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戴笠秘档中的毛森） 1992年5月，浙江江郎山的山顶迎来了一位特别的老人。 这位老人名叫毛森，曾是国民党军统系统内令人畏惧的特务头子。 谁也想不到，这个四十多年前曾在此地犯下罪行、有“毛骨森森”之称的人。 会在生命尽头拼尽全力回到故乡。 他这声呼喊，混杂在历史的风声中，引出了一个复杂的故事。 毛森是浙江江山人，出生于一个普通农家。 他人生的转折点发生在1932年，考入南京的军委会特训班。 从此踏入了特务行列，并与戴笠、毛人凤等人齐名，成为军统内部的要员。 抗战期间，他曾在沦陷区从事地下活动，有过被捕又脱险的经历。 让他真正声名大噪的是1945年成功破获上海棉纱大王荣德生绑架案，在军统内地位更加稳固。 他人生的顶峰，也成为了他罪孽最深重的起点。 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 毛森在此时被紧急任命为上海市警察局长，任务是在解放军到来前进行彻底的“清理”。 从三月到五月，在不到一百天的时间里，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根据后来解密的史料，这期间有超过三千人被捕，其中至少有三百多人被秘密处决。 处决手段极为残酷。 在解放军先头部队已攻入市区的5月24日深夜，仓皇逃离的毛森仍未忘记下达最后的屠杀命令。 这段历史，为他赢得了“杀人魔王”的称号，也成为了他一生无法摆脱的沉重包袱。 上海解放后，毛森先后逃往厦门、金门，最终于1949年底抵达台湾。 但他在台湾的日子并不顺遂。 随着蒋经国逐步掌控情治系统，清算其父时代的老特务，与蒋经国有旧怨的毛森感到了巨大压力。 他无法交出蒋经国想要的所谓“游击关系”，自知难以立足，便于1956年携家眷逃离台湾。 他们先到香港，后又辗转至当时由美军管辖的冲绳，在那里一住就是十年。 直到1968年才最终移居美国，并在晚年加入了美国籍。 漂泊海外的漫长岁月，尤其是定居美国之后，毛森的心态随着年岁增长和身体状况恶化，悄然发生着变化。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 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 他的儿子毛河光因学术交流得以频繁回国，并将亲眼所见的中国新发展、新气象详细告知父亲。 这些来自故乡的真实信息，像水滴一样，持续地滴落在他封闭已久的心湖上。 1981年春节，毛森主动致函故乡江山的侨务办公室拜年，在信中提到“中国现在是贤明者掌权”。 这被视为他政治态度转变的一个清晰信号。 大陆方面对此作出了务实的回应。 当地政府根据政策，处理了他祖宅的相关事宜，也批准了他留在大陆的女儿赴美团聚的申请。 晚年的毛森，开始通过书信与家乡联系，表达对祖国建设的赞许。 从1989年起，他多次将子女给的养老金捐给家乡，用于支持办学。 当新编的《江山县志》出版，其中如实记载了他当年迫害革命人士的史实时。 他读后并未否认，而是连连说“这是事实”，并感叹“共产党了不起，人民政府了不起”。 时间来到1992年。 84岁的毛森病重，被诊断为严重的心肺衰竭。 自知时日无多的他，向儿子吐露了深藏心底的愿望，回浙江江山老家看一眼。 这个请求通过侨务渠道传递回国。 基于人道主义考量和对台侨务政策，他的申请获得了批准。 1992年5月，毛森在妻子和长子的陪同下，从美国飞抵上海，随后前往浙江江山。 当他被搀扶着走下飞机，重新踏上上海的土地时。 这个曾经的“上海滩屠夫”看到的是一个全然陌生、生机勃勃的现代化都市轮廓。 他低声呢喃：“这不是我的上海，”这句话里包含的沧桑与隔世之感，唯有他自己能够体会。 在江山老家，眼前的故乡也已面目全非。 他颤巍巍地走到老宅旧址，抚摸残存的痕迹。 他坚持要登江郎山，以三步一停的艰难姿态，硬是爬上了山顶。 在那里，他看到了自己青年抗战时期题写的刻字，历经半个世纪风雨，已显斑驳。 当陪同人员请他再题词时，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谢谢亲爱的乡亲们”八个字。 这与当年充满豪情与杀伐之气的题词，形成了无声而强烈的对比。 归乡之旅中，据说他还偶遇了年少时的同学，对方并未指责他过往的罪行，反而提及了毛森母亲早年曾接济乡邻的旧事。 这个细节或许带有文学加工的象征色彩，但它所指向的意境是清晰的。 个人的罪孽与家族的善行，历史的宏大叙事与乡土的人情微光，在那一刻交织碰撞。 临行前，他还让儿子匿名从美国寄了一笔钱回故乡。 指定为当地小学购买《新华字典》，只在信里留下一句话：“江山的娃，要读好书。” 这次耗尽气力的归乡之旅，仿佛了结了他最后的心事。 回到美国后不到半年，1992年10月3日，毛森因心肺衰竭在旧金山去世，终年84岁。 根据其生前意愿，他的骨灰没有运回江山，而是葬在了异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