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三川口大败的消息传至汴京，宋廷为之震动。谁也未曾料到，那个偏居西北、被视作“跳梁小丑”的西夏，竟有如此实力，能一口吞掉宋朝的援军。宋仁宗急召廷臣商议，随即对西北防务指挥体系进行重大调整：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总揽对西夏战事；韩琦、范仲淹同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分别主持泾原路与鄜延路防务。 韩、范二人到任后，大力整顿军务，成效显著。边地百姓传唱道：“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范仲淹在延州的作为，更使原本脆弱涣散的鄜延路防务大为改观。史载西夏人曾互相告诫：“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 然而，在如何应对西夏的根本战略上，韩琦与范仲淹却产生了深刻分歧。范仲淹认为，西夏已非昔日的部落割据，而是一个拥有完整制度、文字和军队的国家，绝不可轻敌。他主张稳扎稳打，以堡垒营寨步步蚕食，封锁西夏边境，关闭榷场，禁止青白盐入宋销售，待其经济崩溃后再图进取。此即“筑城守寨，谨慎浅攻”之策。 韩琦则持截然不同的主张。他认为，元昊倾国入寇，兵力不过四五万，且老弱妇女举族随行，后勤压力极大。宋军若能集中优势兵力，深入敌境寻求主力决战，必可一战而定。他在奏疏中慷慨陈词： “臣以贼昊倾国入寇，不过四、五万，老弱妇女，举族而行。吾逐路重兵自守，势分力弱，故遇敌不支。若大军并出，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于此，实乃视贼太过之故。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边障日虚，士气日丧，经费益蹙，师老思归，贼乘此有吞陕右之心。” 宋仁宗面临两难抉择。一方面，多年屯兵运粮，人力、物力、财力耗费巨大，难以长期支撑；另一方面，朝野上下因三川口之败而憋着一口气，复仇心切。韩琦的“一战定乾坤”方案，正中皇帝下怀。尽管大臣杜衍以“侥幸成功，非万全计”为由反对，宋仁宗仍决意采纳韩琦的攻策，下诏鄜延、泾原两路合兵，于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进讨。 范仲淹闻讯，再次上书反对。他指出，寒冬不利出兵，不如待来年春天天气转暖再行动。同时提出更为灵活的建议：“且鄜延密迩灵、夏，为西贼必由之地，如按兵不动，以观其衅，许臣稍以恩信招徕之。不然，情意阻绝，臣恐偃兵无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备招纳，或择利进城废砦，以牵制元昊。” 此策有进有退、战和兼顾。宋仁宗最终采纳了一个折中方案：以泾原一路大军深入进攻，鄜延一路则负责招纳或牵制元昊。而韩琦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两路协力尚且未必能重创西夏，若鄜延仅以“牵制”为名，实则是将泾原孤军置于贼手，“非计之得”，力请督令鄜延进兵同入。宋仁宗又将韩琦的奏状交范仲淹看详，范仲淹不改初衷，否认自己是“怯弱”惧敌，坚持认为“战者危事，当自谨守以观其变，未可轻兵深入”。 然而，急于复仇的宋廷最终还是坚持了韩琦的战略。朝堂之上，一片积极进讨之声，范仲淹的谨慎之论反被不少人视为悲观怯懦。宋军从上到下，普遍低估了西夏的实力。 这种轻敌心态有着深刻的“路径依赖”。宋太宗时期数次讨伐李继迁，虽然战果不小，但每次都让李继迁逃脱。宋军击溃了党项军队，却始终未能将其彻底歼灭，使得李继迁的势力每次都能“死而复生”。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西夏，早已不是李继迁时期的定难军节度使割据部落，而是一个有制度、有文字、有军队的国家。宋朝的认识却还停留在过去，以为西夏仍是那个“能打则打，打不过就跑”的党项部落，严重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尤其是其军事能力。 就在宋仁宗采纳韩琦的策略，磨刀霍霍准备将大刀挥向西夏之时，李元昊却抢先一步，给韩琦送上一份“大礼”——这份“大礼”，即将在好水川化为一场更惨烈的灾难。西夏名将 西夏冷知识 蒙古西夏 辽西夏与北宋 西夏古迹 历史 历史冷知识 历史故事 历史回眸 历史趣聊 古籍里的历史 历史杂谈 西夏 宋朝 辽金西夏史 西夏政权 北宋为何连西夏都打不过? 西夏帝国 宋朝那些事 说说宋朝那些事 一千个细节还原宋朝 宋朝历史分享 北宋 北宋帝国兴亡史 北宋那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