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蒋介石的人都知道，老蒋有一个规矩，就是电话专线的接线员必须要男的，不能用女的。 规矩是怎么来的，要从1937年淞沪会战说起。 那年8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坐镇南京，靠着电话专线遥控前线。彼时上海战场指挥序列复杂，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在前线死撑，张发奎负责右翼，朱绍良主持中央，顾祝同协调全局，四位高级将领各司一方。 蒋介石几乎每天深夜都要亲自打电话部署，哪支部队该往哪里移，哪个阵地该加强，巨细靡遗，前线将领苦不堪言。 一天深夜，蒋介石紧急致电，点名要找顾祝同。值班的是一名女接线员，被骤然叫醒，半梦半醒之间，又碰上蒋介石那口浓重的宁波奉化腔，根本听不分明。 偏偏宁波方言里"顾"和"朱"发音极近，女接线员一时没反应过来，把电话直接转到了朱绍良那里。蒋介石发现接错人，当场发了火，接线员也不认怂，当面回呛，说是对方口音太重，自己并无过失。 两人你来我往，一场好争执。等事情平息，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 蒋介石的宁波口音，造成的麻烦远不止这一回。黄埔时期，学生郑洞国每次被单独召见，都要格外集中精神才能勉强听懂蒋介石在说什么。 抗战期间，还有一件事更出名，蒋介石用宁波话斥责一位将领，那人把"强辩"听成了"枪毙"，当场吓得腿软，险些闹出乌龙。就连盟军参谋长史迪威也深受其扰。 史迪威会说汉语，不愿带翻译，结果每次两人开会，蒋介石说的"好好好"，在普通话里是表示同意，但蒋介石的意思不过是"知道了"。 史迪威当了真，事后发现蒋介石没有执行，气得半死，认定蒋介石是个惯于反悔的人。两人心结越结越深，部分根源，竟是一个口音问题。 蒋介石震怒之后，把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叫来，狠狠训了一顿，说这样的接线员留着迟早误事，立即换人。钱大钧不敢怠慢，马上把女接线员撤下，改派熟悉浙江方言的男性值守。 钱大钧其人，在国民党内是个极有意思的角色。钱大钧字慕尹，江苏吴县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早年在黄埔任参谋处处长，文笔出众，蒋介石许多作战文书出自钱大钧之手。 1936年1月，钱大钧出任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这个位置权柄极重，蒋介石的机密电报、军事指令，全经钱大钧的手过一遍。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华清池枪声骤响，钱大钧从睡梦中被拽醒，侧面已有士兵端着枪往蒋介石住处冲。 钱大钧当场组织卫队抵抗，乱枪之中，一颗子弹从肋骨间穿入，由左肩穿出，血流不止，昏倒在地，经抢救才保住了性命。这一仗，钱大钧算是用命护了蒋介石，事后在侍从室更受倚重。 然而钱大钧这个人，有一个毛病始终改不掉，也就是爱财。早在1933年，钱大钧任保定行营主任时，便以馈赠各将领为由，频繁在行营开销，每次动辄上万元。 时间长了，手下私下里把"钱大钧"三个字倒过来念，叫他"钩大钱"，讽刺意味不言而喻。1937年底，钱大钧因贪腐被人举报，丢了侍从室主任的职务。 后来托了宋美龄的关系，转任航空委员会，没过两年又因私分特别费被撤职，跑到四川办了所西泉中学，自任校长。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只是无奈地说了一句"钱大钧一贯贪污成性"，却没有彻底翻脸。 这也是那个年代国民党内部的一种常態，能人难得，贪是贪了，但事还得让他办。 电话接线员换成男性这件事，后来成了蒋介石身边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侍从室上下心照不宣，凡是机要专线，一律男性值守，并优先选用听得懂浙江方言的。 这条规矩没有正式写入任何文件，却比许多成文制度执行得更彻底，一直延续了很多年。 一次深夜的电话误接，一场当着面的口角，就这样在蒋介石身边留下了一个长达数年的用人惯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