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晋年是能授上将的，而且本来也确实打算授其上将，名字已经出现在上将名单里了。但最后还是被摘了出来，而是用已经转到地方的阎红彦代替了他。 综合红军时期的深厚资历、解放战争的赫赫战功，以及副兵团级的级别，贺晋年授上将原本是板上钉钉的事。当时的授衔筹备小组也确实把他的名字列入了上将的候选名单中，准备让他作为陕北红军的重要代表，接受这份至高的荣誉。 历史的发展往往充满着不可预见的偶然性。就在授衔前夕的1954年，一场高层风暴席卷而来。 当时的高级别将领中，有一位同样出身陕北红军的高级领导人因为严重违反党纪等问题落马，并在不久后非正常死亡。这个事件在党内军内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贺晋年和这位领导人同为陕北红军的创建者和高级干部，两人在历史上有着长期的工作交集，交际圈子也重合度极高。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组织上对贺晋年的地位和角色认定产生了一些顾虑，认为暂时不好给他定性。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贺晋年从原本的上将名单中被划掉，最初甚至被定为大校。一位红军时期的军长、解放战争时期的兵团副司令，如果只授大校，确实难以服众。后来还是毛主席亲自过问，大笔一挥，贺晋年这才被提升为少将。 于是，贺晋年成了1955年全军唯一一位“副兵团级”的开国少将。他心里到底有没有委屈？我们很难用现代人的功利心去揣测老一辈革命家。据后来的回忆录记载，贺晋年本人极其乐观豁达，他照样干好手头的工作，丝毫不拿军衔高低去计较。他心里装的全是国家的发展和军队的建设，根本没把高官厚禄当回事。 贺晋年的军衔降下来了，但中央军委面临着一个新的棘手问题。 大授衔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并最终消灭山头”。陕北红军作为中国革命长征的“最终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最初出发点”，为新中国的建立保留了最珍贵的火种。这样一支功勋盖世的队伍，在最高级别的上将方阵中，绝对不能没有自己的代表。 贺晋年既然无法作为代表，那该让谁顶上去呢？授衔筹备组的目光在名册上反复扫视，最终锁定了一个远在四川的人——阎红彦。 当时的阎红彦早就不在军队系统了。他正担任着四川省副省长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穿着中山装，天天忙着搞地方经济建设、恢复民生。 这里头有个绕不开的“铁规矩”：1955年授衔时，已经转到地方任职的军队干部，原则上不再参与授衔。 比如大名鼎鼎的程子华、滕代远，战功赫赫，就因为到了地方工作，都与军衔擦肩而过。 让阎红彦回来授上将，这不仅是临阵换将，更是打破了中央自己定下的铁规矩。很多人心里犯嘀咕，这样做合适吗？ 此时，毛主席展现出了他作为战略家的极高眼光和魄力。他斩钉截铁地放话：陕北红军必须要有上将代表，阎红彦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毛主席为什么偏偏相中了阎红彦？这就得翻开阎红彦那极具传奇色彩的革命档案了。 阎红彦是个苦出身的倔骨头，18岁就跟着谢子长打响了清涧起义的第一枪，这是陕北武装斗争的重要开端。大革命失败后，别人跑的跑、散的散，阎红彦却钻进深山老林，硬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搞兵运，拉起了一支红军队伍。陕北红军能有后来的家底，阎红彦可以说是立下了开山之功。 更为关键的，是两件让党中央和毛主席铭记一辈子的事。 第一件是在1935年。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断了联系，正在苏联学习的阎红彦接下了一个九死一生的任务：把密电码硬生生背回国内。他穿过重重封锁，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年底把密电码送到了陕北，重新建立起了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生命线。 第二件是1936年的东征抗日。当时红军要东渡黄河，阎锡山早就把沿岸的渡船全砸了或者拖到了对岸，红军望着滔滔黄河水一筹莫展。在这个节骨眼上，阎红彦接下了黄河游击师司令的重任。他凭借着对当地地形的熟悉和老百姓的拥护，硬是像变戏法一样凑齐了渡船，撕开了敌人的封锁线，把大部队平平安安送过了黄河。 “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东渡黄河的时候，渡船的解决，主要是靠他。” 这么多年过去了，毛主席只要一提起东征，必夸阎红彦。这份功劳，在毛主席心里重若千钧。 为了让阎红彦名正言顺地戴上上将军衔，中央军委下发了一道紧急调令，把阎红彦从四川调回军队，出任成都军区副政委。一个纸面上的职务变动，巧妙地绕开了“地方干部不授衔”的规定。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穿着崭新将帅礼服的阎红彦接过了上将军衔的命令状。镁光灯闪烁的那一刻，历史完成了一次极其复杂的交接与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