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地下党傅玉真得知新婚丈夫叛变，她痛苦不已，过了几日，还是决定除掉他。她表面佯装镇定，不露声色地监视着丈夫的一举一动，待时机成熟时，相机除奸。 1929年开春，青岛即墨的妖风还能把人的骨头吹透，傅玉真盘腿坐在土炕上，从破旧的席子底下摸出把做针线用的剪子，在磨刀石上一下一下地蹭，那沙沙的声响又闷又细，听得人心里发毛。 其实就在几天前，村口当交通员的老马趁着没人在意，往她手里塞了个小纸团，打开一看，上头就写了七个字：“光国已叛，除之，慎”。 徐光国是谁？那是刚跟她捂了两个月被窝的新婚爷们，更是当初领着她入党的引路人，她脑子里还能浮现出去年大冬天，俩人凑在煤油灯跟前举着拳头，发毒誓说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闹革命的模样，这男人转脸就把誓言当屁放了，可傅玉真却是个死心眼，她当真了。 那天攥着纸条往家走的时候，她手里直冒冷汗，纸团都被汗水泡软了，她一声没吭，只是一脚把路边的一块硬土坷垃狠狠踢进了烂泥沟里。 一进屋，她直接把纸条扔进灶膛。火苗子呼啦一下舔上来，把纸烧成了灰，她硬是没掉半滴眼泪，只是把后槽牙咬得咯咯直响。 打那以后，她就留了心眼，有天徐光国半夜才死回来，满嘴喷着酒臭，敷衍说找人打牌去了，可傅玉真鼻子灵，一下就闻出那酒气里还夹着股不知哪来的便宜香水味。 她权当没察觉，照常端着木盆伺候他洗脚，那天的水烧得滚烫，徐光国一伸脚就被烫得直往回缩，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了句脏话。 傅玉真一边搓洗一边随口试探：“听说这两天村里钻进来几个面生的人，说是来收草药的。” 就这一句话，徐光国拿火柴点烟的手猛地哆嗦了一下，斜着眼凶她：“少管闲事！”到了后半夜，这男人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偷偷摸摸顺着去镇上报铺的那条土路溜了出去，全被傅玉真看在眼里，第二天，她便从炕席底下拿出了那把剪刀。 时间熬到了第八天晚上。徐光国灌得烂醉如泥，脚下画着圈进了屋，他衣襟一掀，腰里明晃晃地别着把盒子炮，一边打着酒嗝一边含糊不清地嘟囔：“老子马上就要发大财了……这路子要是说出来，能把你个臭娘们吓死！” 没过多久，窗棂子外面传来了三声布谷鸟叫，傅玉真坐在炕沿上，稳如泰山，紧接着，又是两声急促的鸟叫，这是外头在催了，她喉咙里咕噜了一声，说不清是咽下了委屈，还是叹了口闷气。 随后，她动手了。 徐光国被惊醒，刚瞪大眼珠子要嚎，一床厚实的大棉被已经死死捂住了他的脑袋，剪子狠狠扎了下去，热乎乎的黏血嗞啦一下窜到了傅玉真的手背上。 那股子滚烫的触感，跟那天伺候他洗脚的热水一模一样，等被子底下的男人彻底断了气、连眼皮都还翻着的时候，她才松了手。 杀完人，傅玉真利索地跳下土炕，把手上的血腥洗得干干净净，剪子擦得滴水不漏塞回老地方，这时候门被敲响了，老马带着俩兄弟闪身进屋，低声交代她：“后天有条去上海的船，你抓紧归置归置东西。” 转过天来，整个村子像炸了马蜂窝一样热闹，大伙都在传，说徐光国不要脸，跟外头的野狐狸精私奔了。 左邻右舍的老娘们都跑来心疼傅玉真命苦，刚过门两个月就守了活寡，傅玉真就静静地坐在门槛上听着，低着头纳鞋底，那针脚扎得比平时还要密实、还要整齐。 七天后，傅玉真终于踏上了去上海的客轮，江风吹得人睁不开眼，她习惯性地抬起手去挡风，目光无意间落在了手背上，那里有一道怎么也没洗干净的血道子，时间一长，已经变成了暗暗的红褐色。 后来在上海的那些年，她搓破了皮洗过很多回，也没能把那块印记洗掉，直到很多年以后，每当她跟后辈们倒腾起这桩旧事的时候，那双生了老茧的手，还是会下意识地去摩挲手背上的那个位置。 对此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