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结果出来后，5位开国上将、3位开国中将联名找到了罗荣桓，说：“谭友林的军衔低了，以他的资历和贡献，少将太低了！” 这八个人，随便拎出一个来，都是战功赫赫、威震一方的人物。王震、萧克、李达、甘泗淇，哪一个不是从血火里滚过来的？能让这帮人集体出面“讨说法”，谭友林这人，究竟什么来头？ 其实早在授衔结果刚公布那会儿，负责评定工作的罗荣桓就已经坐不住了。他主动把谭友林请到办公室，门一关，开口就是一句让所有人愣住的话：“友林同志，你的军衔授低了。凭你的资历和战功，中将一点也不为过，这是我的工作疏忽，向你承认错误。” 这话从总政治部主任嘴里说出来，分量有多重，可想而知。可谭友林呢？他坐在对面，腰板挺得笔直，听完之后，只是淡淡一笑，说了一句让罗荣桓半天没接上话的话——“罗帅，这有什么好争的呢？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已经很知足了。” 他不是在唱高调，他是真的这么想的。 可战友们不答应。 王震、萧克、李达、甘泗淇、贺炳炎这五位开国上将，加上余秋里、王尚荣、杨秀山这三位开国中将，联名写了一封信，直接送到了总政治部。信里没有客套话，直截了当：谭友林，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红军，长征时期19岁就当上了红二军团第五师的师政委，抗日战争时期是新四军的旅长，解放战争时期是四野的王牌军长，抗美援朝第一批入朝作战。这样的资历，这样的战功，授少将，不公平。 这封信，字字千钧。 为什么这帮老战友这么着急？因为他们太了解谭友林了。1935年，红二、六军团长征前夕，部队扩编，急需能打仗、能做政治工作的年轻干部。年仅20岁的谭友林被任命为红五师政委，与师长贺炳炎搭档。一个是“独臂将军”，一个是“娃娃政委”，两人配合默契，一路过关斩将，硬是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杀出一条血路。周恩来见过他之后，特别喜欢，逢人就夸他是“娃娃政委”，说这小伙子人小鬼大，将来必成大器。 抗美援朝打响后，谭友林作为39军副军长，第一批跨过鸭绿江。云山战斗，39军对阵美军骑兵第一师——那是美军的“开国元勋师”，自吹自擂一百六十年没打过败仗。谭友林和军长吴信泉一起，指挥部队利用夜战、近战，正面强攻与侧后突袭相结合，硬是把这支王牌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歼灭美军1800多人，缴获飞机4架。消息传回国内，全军振奋。彭老总在嘉奖令上亲笔批示：“39军打得好！” 可他偏偏不争。授衔低了，不争；后来调去公安部队，级别比野战军低，也不争；再后来从大军区调到军校当校长，他还是不争。他常说：“组织上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干。给我少将，我就当少将；让我去教书，我就去教书。那些牺牲的战友，连命都没了，我还有什么好争的？” 有人替他惋惜，说凭他的资历，本该是中将，甚至上将都不为过。他听了，只是摆摆手，说一句：“够了，够了。”他是唯一一位拥有五枚一级勋章的开国少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外加朝鲜政府授予的一级自由独立勋章。这五枚勋章，代表的是他从土地革命到抗美援朝，每一段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1992年，77岁的谭友林作为中顾委代表团成员访问朝鲜。参观途中，他向年轻一辈讲起当年入朝作战的经历。他说：“云山战斗那天晚上，我们的战士踩着积雪，摸到美军阵地前，手榴弹一扔，刺刀一上，敌人就慌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那是一个老兵回忆起自己最骄傲的时刻时，才会出现的光。 2006年，谭友林病逝，享年91岁。他走的时候，身上盖着党旗，身边站着那些他带过的兵、教过的学生、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没有人再提军衔的事，可所有人都记得，他是那个19岁就当师政委的“娃娃政委”，是那个在云山城下打得美军王牌丢盔弃甲的猛将，是那个面对罗荣桓的道歉、只淡淡说一句“我已经很知足了”的老兵。 当年那封信，后来被收进了军事博物馆。信纸已经泛黄，可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王震、萧克、李达、甘泗淇、贺炳炎、余秋里、王尚荣、杨秀山——八个名字，八颗赤诚的心。他们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一个不争不抢的老战友，向组织说了句公道话。这份情谊，比军衔重，比勋章亮。 谭友林这辈子，没争过军衔，没争过职位，可他的战友替他争了。争的不是一个“中将”的名头，是公道，是历史对他的正名。他不在乎，可历史在乎。那些躺在功劳簿上睡觉的人，会被时间遗忘；而他，被刻在了一枚枚勋章上，刻在了战友的信里，刻在了后人的记忆中。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