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把启蒙运动看作读者、作者和出版商共同参与的一个历史事件。这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启蒙运动是由批判性阅读群体共同创造的，这个群体在欧洲及其海外殖民地出现，并蓬勃发展。
这是罗伯特•达恩顿年轻时得出的结论。达恩顿研究盖伊的作品，于1971 年以一篇综述论文的形式宣告了这个结论，自此开启对启蒙运动的文化历史研究，完全脱离文学、哲学和政治理论关注的现代化事宜。达恩顿和他的法国同行罗歇•沙尔捷、丹尼尔•罗什都坚持认为，思想史的研究不应该从作者头脑中的观念开始，而应该首先理解观念如何走向社会，也就是说，井然有序的思想体系是如何在复杂的社会，即18 世纪的社会体系中传递的。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要从各方面理解图书行业，因为在18世纪的欧洲，图书和期刊的流通决定了思想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看，达恩顿、罗什和沙尔捷可能是最早研究18 世纪启蒙运动的历史学家，他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历史问题，而不是［像之前恩斯特•卡西尔、卡尔•贝克尔、阿尔弗雷德•科班和彼得•盖伊等人］从文学、哲学和政治理论中巧借自己关切的话题。
……达恩顿在研究宏大的社会文化历史时以书籍史、阅读史和图书接受研究（reception studies）作手段，这是一种激励人仿效的模式，为历史学家提供了深刻、长远的借鉴。但是，我对达恩顿的作品有三条批评意见，主要针对他早前的作品《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以及近期的《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首先，达恩顿使用的主要档案库是纳沙泰尔出版公司（StN）的档案库，它仅收藏了1769至1789年这段时间的资料。可是，启蒙运动在此之前已过去大半时间。休谟、理查森、格拉菲尼夫人、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在纳沙泰尔出版公司成立之前已经出版了早期的作品。纳沙泰尔出版公司所记录的，充其量只是启蒙运动最后的辉煌岁月，而启蒙运动究竟是如何被造就的，这些记录提供的信息寥寥无几。第二，达恩顿的总体目标是研究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因此，他的作品主要关注法国的启蒙运动。然而，把启蒙运动视为法国大革命的前身，定会遮蔽它的欧洲性和国际性。毕竟，大多数的启蒙书籍都是在法国以外的地区印刷、销售的。第三，纳沙泰尔出版公司是否能代表当时其他的书商和出版商，这根本不清楚。纳沙泰尔可能只是在某些出版领域找到了商机，它的客户也可能从其他更具竞争力的出版商订购了不同的书籍。
——加里•凯茨《书写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