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家寨与大寨的“师生情谊”】
一、沂蒙山深处的“愚公”们
1951年的春天，山东莒南县厉家寨村的厉月坤站在村头，望着满眼的荒岭薄地发愁。这个三十出头的党总支书记，面对的是一道几乎无解的算术题：三千多口人，守着七千多亩山岭薄地，十年九旱，粮食亩产不过百十斤。按照当时"五年计划"的粮食征购任务，全村得饿肚子。
厉月坤把村里党员召集到村东头的老槐树下。那棵树据说有八百年了，树洞里能站进三个小孩。他指着远处连绵的丘陵说：“咱们不能守着金饭碗讨饭吃。这十一道岭、三百多条沟，就是老天爷给咱们出的考题。”
党员厉月举第一个站起来：“我算过了，要是把'三岭五沟'削平，能整出三千亩好地。”
“拿啥整？就凭咱这些镢头铁锨？”有人嘀咕。
“就凭这个！”厉月坤拍了拍自己的脊梁骨，“愚公能移山，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愚公！”
从那天起，厉家寨的男女老幼开始了持续六年的“愚公移山”。没有炸药，他们用火烧水激法裂石；没有机械，他们用肩膀扛、用独轮车推。最壮观时，三千劳力同时上阵，红旗插遍十一道山岭，号子声震得山鸟乱飞。
1957年秋收，厉家寨粮食亩产达到五百五十斤，提前八年完成了国家农业发展纲要目标。消息报到省里，又转到中央。10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争取丰收再丰收》的报告上，挥笔写下那句著名的批示：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
这十八个字，让沂蒙山深处的小村庄一夜之间名动全国。从1957年到1966年，全国二十八个省市五十多万人涌进这个小山村，连苏联专家都坐着吉普车来考察。厉家寨的治山经验被印成画册、拍成电影，成了新中国农业集体化时代的第一面红旗。
二、太行山上的“学生”
就在厉家寨名扬天下的时候，山西昔阳县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正带着一伙人在虎头山上挥汗如雨。这个比厉月坤大五岁的山西汉子，面对的也是同样的难题：七沟八梁一面坡，土地挂在半山上，一场暴雨就能冲走一年的辛苦。
1958年8月，陈永贵第一次听说厉家寨的名字。那是在一份传达下来的中央文件上，他看到了毛主席的批示，还有厉家寨削岭填沟、修建梯田的照片。陈永贵盯着照片看了半晌，突然把旱烟袋往桌上一磕：“走！去山东看看人家是咋干的！”
他带着几个村干部，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又换乘汽车、马车，终于来到了沂蒙山区。站在厉家寨的“大山农业社”门前，陈永贵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原本支离破碎的丘陵，被整理成层层叠叠的梯田，石堰砌得如刀切豆腐般整齐，沟里还修了蓄水塘坝。
厉月坤亲自接待了这群山西客人。两个党支部书记，一个沂蒙腔，一个晋中话，交流起来却毫无障碍。厉月坤带着陈永贵走遍十一道治好的山岭，讲解如何“看山定线，依线定堰，大弯就势，小弯取直”。陈永贵蹲在田埂上，用手丈量石堰的厚度，问得格外仔细：“这石头咋运上来的？工分咋记？妇女劳力咋组织？”
临走时，陈永贵握着厉月坤的手说：“厉书记，你们这是给全国农民闯路子。回去我们就按你们这法干，干不好，我陈永贵没脸再来见您！”
回到大寨，陈永贵立即组织全村学习厉家寨经验。他们因地制宜，在虎头山搞起了“海绵田”建设——把表层熟土挖开，垫上乱石杂草作底肥，再回填熟土，既保墒又抗灾。这种改良土壤的方法，正是从厉家寨的“深翻整地”演化而来。
三、第二次“拜师”
1965年12月9日，冬日的沂蒙山区寒风凛冽。厉家寨的社员们正在“三治岗”上修水利，远远望见山路上走来一支五十多人的队伍。打头的那人戴着白羊肚手巾，穿着对襟棉袄，不是别人，正是已经名扬全国的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这一次，陈永贵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来了大寨村的党支部副书记贾承让、妇联主任宋立英，还有后来成为大寨标志性人物的铁姑娘——郭凤莲。那年郭凤莲刚满十八岁，梳着两条大辫子，脸蛋被山西的风吹得红扑扑的。
“厉书记，我们又来当学生了！”陈永贵老远就伸出双手。
厉月坤又惊又喜：“永贵同志，你们大寨现在是全国红旗，该是俺们向你们学习！”
“啥红旗不红旗的，”陈永贵摆摆手，“没有你们厉家寨当年打样，哪有今天的大寨？这次我带着年轻人来，就是要让他们亲眼看看，啥叫真正的'愚公移山'！”
这次“拜师”持续了十多天。陈永贵坚持与厉家寨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三治岗”工地上，五十岁的陈永贵扶犁耕地，干得满头大汗；郭凤莲和厉家寨的妇女们一起推车运土，手上磨出了血泡。晚上，两个支部的党员围坐在土炕上，交流党支部工作、评工记分、妇女解放的经验。
最让厉家寨人感动的是陈永贵的实在。有一次，厉月坤想安排客人吃顿白面馍，陈永贵坚决不同意：“你们吃啥俺们吃啥，要是搞特殊，这学就白上了！”结果，大寨来的客人跟着厉家寨社员喝了半个月的地瓜糊糊。
临别那天，在村头的老槐树下，陈永贵对全村社员说：“厉家寨治山治水整地是我的老师。有了厉家寨以后才有大寨。这话我陈永贵走到哪儿说到哪儿！”
郭凤莲拉着厉家寨妇女队长厉玉荣的手，眼泪汪汪的：“姐姐，等开春了，你们一定要去大寨看看，看看我们学得像不像！”
四、“远学大寨，近学厉家寨”
1964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
这一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将“大寨精神”总结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寨，这个曾经向厉家寨学习的“学生”，正式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新旗帜。
消息传到山东，莒南县委的干部们心情复杂。有人嘀咕：“明明是我们厉家寨先成的典型，咋现在全国都学大寨了？”
县委书记却很清醒：“毛主席号召学大寨，学的是大寨精神。这精神的根在哪儿？在咱们厉家寨！”
于是，莒南县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口号：“远学大寨，近学厉家寨”。这个口号既响应了中央号召，又尊重了历史事实——大寨是“学生”中的佼佼者，而厉家寨则是“老师”中的先行者。
1964年底，在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陈永贵作为人大代表发言。面对全国各地的代表，他再次深情回顾了与厉家寨的渊源：“大寨的起步，是踩着厉家寨的脚印走出来的。'愚公移山'四个字，是厉家寨人先刻在我们心里的。”
坐在台下的山东代表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五、历史的回响
岁月如流，两个村庄的命运随着时代大潮起伏。
厉家寨在1957年至文革前，一直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那个时期，村里设有专门的“接待站”，最多一天要接待三千多名参观者。村里的“愚公移山”展览馆，陈列着当年治山用过的铁锨、独轮车，还有毛主席批示的手迹复制品。
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集体化时代的典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厉家寨的红旗，慢慢变成了村里老人口中的往事。
而大寨，却依托“大寨精神”的品牌，在市场经济中闯出了新路。郭凤莲——当年那个在厉家寨推过车的铁姑娘，后来长期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发展旅游业、农产品加工业。如今的大寨，年接待游客数十万人次，村民人均收入远超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2018年，已经八十多岁的郭凤莲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谈到了那段沂蒙之行的往事。她说：“当年在厉家寨，我看到的是一群真正的共产党人。那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劲头，后来成了大寨精神的魂。”
在厉家寨，村头的老槐树依然枝繁叶茂。树下的石碑上，刻着毛主席的批示手迹。每年的10月9日——毛主席批示纪念日，村里还会举行纪念活动。老人们会给年轻人讲述那段往事：讲述厉月坤，讲述陈永贵，讲述两个村庄之间那段跨越太行与沂蒙的“师生情谊”。
历史有时会开这样的玩笑：学生后来居上，成了更长时段的符号；老师却渐渐隐入尘烟，只留在知情者的记忆里。 但无论如何，在新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厉家寨与大寨的这段交集，始终是一段佳话——它见证了那个时代共产党人互相学习、共同奋斗的精神，也见证了“愚公移山”这四个字，如何从一个古老的寓言，变成改变中国农村面貌的现实力量。文/加民网页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