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受灾的老百姓，移民为什么不来江南？而选择老少边穷？ 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一道政令悄然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这一年，朝廷宣布废止顺治年间颁布的《辽东招民开垦条例》，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并沿着旧有的明代边墙，修筑起一道绵延约900里的柳条边，设立20座边门，驻兵把守，严禁关内百姓越境进入东北。 理由说起来冠冕堂皇，保护满族的发祥之地，维系八旗子弟的生计根基。然而边禁的铁门一关，关内千万挣扎度日的农民，却被彻底堵死了一条本可走的路。 偏偏天不遂人愿。华北地区的灾荒从来没有停歇过。据史料统计，自汉高祖元年至1933年，有文字可查的大规模旱灾多达1057次、水灾1030次。 山东、直隶一带更是重灾区，几乎隔不了几年便要经历一场饥荒。到光绪年间，史称"丁戊奇荒"的那场大灾（1877—1878年）彻底将华北打垮。 河南、山西、山东、直隶四省，前后死亡人数估算超过800万。村子里的粮食早已见底，树皮草根也被刮得干净，活着的人只剩一个念头：走。 走去哪里？江南的富庶，没有人不知道。可问题是，江南的大门对灾民根本不开。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心知肚明，江南是朝廷的钱袋子，赋税重地，岂能让一群衣衫褴褛、嗷嗷待哺的流民冲进去搅局。 于是灾民哪怕跋山涉水走到了江南边界，迎接他们的也只有官兵驱逐。路程还没走完，人就先饿死在路上的也不是少数。 反倒是东北，虽然朝廷立有禁令，但山东离辽东并不遥远，渡过渤海湾便是大连，再往里走就是广袤的黑土地。自康熙末年起，便陆续有山东人冒险越过边门。 遇上大灾之年，守边的官兵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是默许放行。 但闯关东的代价从来都不小。 南开大学1926年对1149户移入东北的山东农民做过一次调查，结果让人看了心酸：因苛捐杂税过重、生活实在撑不下去而出走的，占到总数的64%；因水旱蝗灾被逼走的，占14%；因兵灾匪患而逃的，占13%。 换句话说，压垮这些人的，不光是天灾，更多是一层叠着一层的人头税、丁税、地方摊派。以山东为例，有记录显示，1928年当地征收的苛捐杂税已经预征到了1939年。 这不是写错了，就是字面意思。 那些咬牙越过边门的人，到了东北之后能不能站稳脚跟，又是另一回事。北方人的饮食习惯、对寒冷气候的适应能力，在这里倒真是优势。 玉米、高粱、大豆，这些东北土地上长出来的东西，对山东、直隶来的农民来说并不陌生，比起跑去江南还要重新学着吃米饭、听不懂当地话，在东北落脚的难度要低得多。 随着人口不断涌入，东北的面貌也一点点在改变。清初整个东北人口不过区区20余万，到1812年已增至124万，1891年突破550万，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更是达到了1841万。 这些数字背后，是数代人用血汗垦出来的土地，是一个个在异乡扎下根的家庭。 当然，这股人潮并非始终平静流淌。光绪二年（1876年），《申报》的一篇记录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山东难民坐船渡海，某一日抵达营口（牛庄）的船只多达37艘，每船载难民两百余人，仅这一天入境的人数便超过八千。 而这还只是其中一个港口的一天数据。 柳条边的封禁政策最终没能挡住这股洪流。 咸丰十年（1860年），迫于沙俄在北方边境的不断侵扰和东北人丁稀少的现实压力，清廷开始在关东局部地区驰禁放荒；1897年全面开禁，1907年正式设立东三省总督，统辖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 从这一刻起，"闯"关东终于变成了"去"关东，两百年的禁令画上了句号。只是那个"闯"字，早已刻进了几代人的骨子里，谁也没想着去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