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5月20日清晨7时20分，当法警手持警绳出现在监舍门口时，张君刚刚吃完一盒方便面，他抬头看见那根麻绳，脸色陡然变了——手铐换成警绳，这意味着最后的时刻到了。 这个在近十年里犯下无数血案的悍匪，此刻没了半分往日的凶狠。刺耳又夸张的哭嚎声从监舍里传出来，一遍又一遍的叫唤着，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最后是被法警和武警一边拉一边扶，才勉强送上了刑车。 当时负责送他的看守所所长，后来回忆起来还印象深刻，那是所长第一次送死刑犯上刑场，从没见过这么失态的人。要知道，这个人曾经让很多人听到名字就害怕，手上沾了无数人的鲜血，可真到了面对死亡的时候，却连一点骨气都没有。 张君的崩溃，其实从一审判决下来就开始了。前一个月的四月二十一日，重庆一中院宣判他死刑，从那以后，他就变得沉默寡言，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很多个深夜，他都会从睡梦中突然坐起来，头上全是冷汗，还会低声抽噎，再也没了往日的嚣张。 他跟提审的民警说过，自己犯的罪，枪毙很多次都不够。可就算知道自己必死无疑，这个天生不安分的人，还是没放弃最后的挣扎。他曾试探着问看守的民警，反正都是要死的人，没必要花那么多精力看管。每次被提审，他都会东张西望，偷偷观察周围的地形，总想找机会逃出去。 可他再狡猾，也逃不过看守所的严密防备。专门安排了大量精干警力和武警，时时刻刻盯着他，不管是吃饭、上厕所还是睡觉，每一个细节都被看得死死的，他连一点可乘之机都没有，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 早在一年前，也就是2000年9月，张君被抓获后的第四天，就在重庆看守所接受了记者采访。那次采访，他一开始沉默了很久，快半个小时都没说话，突然埋下头抱住脑袋，哭了整整半个小时，那哭声里没有凶狠，只有说不出的复杂情绪。 记者问他怎么走上这条不归路，他哭着说，小时候的梦想是参军当将军，想着以后能领兵做事。可谁能想到，这个曾经怀揣着正当梦想的人，后来竟然用最残忍的方式，夺走了那么多普通人的生命，把自己活成了人人喊打的悍匪。 有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杀害一个卖面的农民，就为了抢走几千块钱。他的回答没有丝毫愧疚，语气冷酷得让人发冷，说自己当时没钱，手里只有一把枪，要活下去，就杀了那个人，没什么复杂的原因，就是这么简单。 他还毫不避讳地说，那些被自己误伤的同伙，他也毫不犹豫地杀了。在他眼里，杀了同伙就能延续自己的生命，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至于义气，根本不值一提。这番话，把他骨子里的极端自私，暴露得一览无余。 张君的自私，不止体现在对待同伙身上，对待那些跟他在一起的女人，更是冷酷无情。他每到一个城市，都会找一个女人做情妇，前后有五个女人，都成了他犯罪的掩护和帮凶，可他从来没对她们有过一丝真心。 他在采访里直白地说，对这些女人没有爱，只是利用她们而已。他甚至会把这些女人当成加入自己团伙的“投名状”，其中一个叫全泓燕的女人，就是被他逼着第一次开枪杀人。他把全泓燕带到郊外的树丛里，逼着她闭着眼睛，对着一个年轻人连开两枪，从那以后，全泓燕就彻底没了退路，只能跟着他一条路走到黑。 还有一个最年轻的情妇叫陈乐，直到被抓，都不知道自己住的房子里有密室，也不知道那个一直跟她相处、声称做电器生意的男人，真实身份就是悍匪张君。在看守所里，陈乐每天都在祈祷，希望自己的母亲能原谅她，她说自己这段日子，就像做了一场噩梦，醒来一切都晚了。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张君偶尔也会表现出难得的清醒。5月20日那天早晨，在被押往法庭宣判之前，看守所所长问他，对自己的结局有什么看法。他摇着头说，这就是一场悲剧，自己太不自量力，凭着一个人的力量跟整个社会作对，注定就是这样的结局，不管谁再聪明能干，只要跟法律作对，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 所长又问他后悔不后悔，他说非常后悔，还感谢重庆公安把他抓获，让他有机会，对那些被自己伤害过的人说一声对不起。他还提到了自己的儿子，说最想念的就是他们，希望孩子们以后好好读书，做对社会有用的人，不要恨政府，因为自己做的坏事太多，被枪毙也是活该。 不过在之前的采访里，当记者问他是不是承认彻底失败时，他只是默默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后来记者说，他输给了正气和正义，他也只是静静地凝视着记者，很久都没有开口，那一刻，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落网之后，张君也曾对自己的命运有过一次深刻的总结。他跟看守民警说，自己就是一个土匪，一个草莽，就像一颗毒瘤，不管是谁沾上，最后都会走上死路。他还说，那些被自己拉下水的同伙，都是因为自己的贪婪，最后才成了他的殉葬品。 他甚至还很自信地说，在中国的犯罪团伙里，论个人的犯罪能力，能超过他的没几个。但他紧接着又补充，在中国，不管多么职业化的犯罪团伙，想长期作案还不被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算一时能得手，最后终究会被警方打掉。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异常冷静，就像在分析别人的事情，而不是自己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