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想调任罗荣桓离开山东，毛泽东却提出意见：你们应继续坚持在岗位上工作吗？ 1940年10月，延安窑洞里，毛主席收到一份来自八路军总部的电报，彭德怀提议把罗荣桓从山东调走，让他离开115师去休养或学习。 这份电报背后，是华北战场上正打得热火朝天的百团大战。10月初，战役第二阶段已经全面展开，参战部队从最初的22个团迅速扩大，敌后抗日军民情绪高涨，仗越打越顺手。彭德怀看到山东根据地按兵不动，觉得罗荣桓作为115师政委，应当出来参与更大规模的作战，或者干脆换个环境。 可毛主席看完电报，却直接否决了这个建议。他回电很明确：115师这些年成绩极大，总路线也对头，你们都应该继续安心工作，目前根本不可能提学习的事。 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其实点出了毛主席对山东局势的深层判断。百团大战虽然初期战果辉煌，但规模一旦失控，很容易暴露八路军在敌后的真实家底。日军、伪军、顽固派三方本来就互相猜忌，彭德怀指挥的这场大仗一打响，敌人很快就会警觉起来，集中力量报复。毛主席担心的，正是这种“过犹不及”的风险。 反观山东，罗荣桓的态度恰恰与延安不谋而合。他早在桃峪会议前后就明确反对把山东兵力抽调出去加入第二阶段作战。原因很简单：山东根据地虽已控制一半人口、六成区域，但敌强我弱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敌、顽、我三方角力中，八路军仍处于下风，贸然暴露主力，只会招致更大压力。 更麻烦的是，115师与山东纵队、山东分局之间长期存在指挥不统一的问题。1939年115师挺进鲁南，本意是打开新局面，可到了1940年，朱瑞坐镇山东分局，坚持要115师主力北上与他汇合。罗荣桓反复说明，坚持鲁南、开辟滨海、甲子山区，是为了给沂蒙山争取生存空间，一旦全部收缩，东北军立刻填补真空，沂蒙反而会被内外夹击。 遗憾的是，当时中央没有明确115师与山东纵队的隶属关系，双方都觉得自己该当“龙头”。朱瑞强势，徐向前又很快调回延安，第一纵队有名无实，山东的党政军大权实际上落到了朱瑞手里。 桃峪会议成了矛盾的总爆发。罗荣桓在会上做了检讨，承认工作有严重不足。山东分局抓住“南大顶事件”大做文章，批评115师个别干部处置俘虏不当。会后罗荣桓情绪低落，以个人名义给集总和中央发电，主动要求调离山东，由徐向前、朱瑞来兼任115师师长、政委。 彭德怀顺水推舟，也倾向让罗荣桓走人，甚至考虑让滕代远接手。可毛主席的态度始终没变。他清楚，罗荣桓在山东的作用远不止政工干部那么简单。这个从井冈山就跟过来的湖南人，打仗有一套，带兵更有一套，尤其擅长在复杂三角关系中找平衡。 1941年3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以陈光为首的115师军政委员会，算是暂时稳住局面。毛主席没有大换血，而是让朱瑞管党、罗荣桓管军事、黎玉管政府、陈光管财委，形成一种微妙的双头领导。表面看是妥协，实际上是给罗荣桓留位置。 事实很快证明这个决定有远见。1941年底沂蒙反扫荡，罗荣桓带着师部和一个营，从留田突围，一枪未丢、一人不减，干净利落地跳出包围圈。这次行动，后来被称作“翻边战术”的经典案例，直接打消了外界对他军事能力的质疑。 1942年春，刘少奇路过山东，专门找罗荣桓长谈几次。谈完后，刘少奇给中央发电，语气很肯定：罗荣桓对局势看得准，战略上有一套，只是资历在分局委员里偏后，一个人撑大局确实吃力。 中央接到电报，终于下决心。朱瑞调赴延安学习，罗荣桓逐步接过全部领导权。1943年3月起，他同时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15师政委兼代师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从此山东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正式确立，根据地被动局面彻底扭转。 彭德怀当初想把罗荣桓调走的念头，也就此画上句号。历史证明，毛主席那句“继续安心工作”，才是对山东抗日最关键的一锤定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