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2月19日，上海召开公判大会，强奸流氓大案主犯陈小蒙、胡晓阳和葛志文被

1986年2月19日，上海召开公判大会，强奸流氓大案主犯陈小蒙、胡晓阳和葛志文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此案在当时影响极大，因为主犯是高干子弟，红二代。 陈小蒙，被捕前是《民主与法制》杂志的记者，其父陈其五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革命家，曾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那句流传甚广的“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据说就出自他口，上世纪六十年代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后虽历经坎坷，但在平反后官复原职。 胡晓阳，时任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记者，他的父亲胡立教更是当时上海的第三号人物——市委第二书记。 这个流氓犯罪团伙有六个人，其他四人是葛志文、陈冰郎、陈丹广、康也非，他们不是陈小蒙、胡晓阳的跟班，就是马前卒。 在当时，这帮高干子弟耍流氓，主要以举办“家庭舞会”为名，以帮忙调动工作、招工招干为幌子，将一些女青年诱骗到家里，跳黑灯舞、贴面舞······ 他们的“淫窝”大多位于上海康平路等高级干部居住区，那一道道森严的门禁，在普通人眼中是高不可攀的权力象征，在他们手中却成了隔绝外界、作奸犯科的天然屏障。 猎物一旦进入“淫窝”，这帮家伙便原形毕露，结伙或单独实施强奸、奸淫和猥亵。 据法院查实，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受到他们摧残的女青年多达51人。 更令人发指的是，这帮家伙不仅满足于肉体的凌辱，更将罪行当作一种“艺术”来炫耀和固化。 陈小蒙利用记者的职业习惯，每次事毕竟会与受害者交谈，详细记录下施暴的细节，几年下来竟积攒成一本厚厚的《“采花”大纪实》书稿，甚至妄图配图出版。 胡晓阳则爱好摄影，他在淫乐之时用微型相机偷拍裸照，不仅用于自己“欣赏”，还用来要挟受害者，使其不敢声张，甚至打算将这些照片作为陈小蒙那本书的插图。 他们敢这么玩，归根结底源于他们内心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正如陈小蒙后来在亲笔供词中坦陈的那样：“我为什么敢这样？这与我头脑中的优越感有关，总觉得公安局不会来抓我。公安局总要照顾父母的面子。平民百姓和我们打官司总归打不赢。” 这起看似被权力阴影遮蔽的大案，最终被揭开内幕，源于一条仅有15个字的线索。 1984年10月，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从一名在押犯的检举材料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我听张某某说，有个女青年被轮奸了。” 正是这寥寥数语，像一根导火索引爆了一场正义的决战。 公安人员顺藤摸瓜，找到了那位受害女青年。 她虽然提供了“26路电车”、“徐家汇附近”、“小鸽子”以及“胖胖的戴眼镜”等模糊信息，却因恐惧和“高干子弟”的阴影，始终不敢站出来指认。 公安人员没有直接追问，而是带着受害女青年重走线路，最终锁定了位于康平路附近的一幢干部住宅楼——那是陈小蒙、陈冰郎兄弟的住所。 经过细致排查和照片指认，“胖胖的戴眼镜”的陈小蒙浮出水面，而“小鸽子”则被证实是绰号“小葛子”的葛志文。 面对这个涉及高级干部子弟的棘手案件，上海市公安局的态度异常坚决：“要迅速彻底查办此案，不管涉及到谁，都必须铁面无私，执法如山！” 1984年11月，葛志文、陈小蒙、陈冰郎相继被拘捕。 随着审讯的深入，主犯胡晓阳也进入了警方的视野。1985年1月23日，这位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公子，在衡山宾馆被抓获。 当时，社会上对干部子弟犯罪处理不力颇有微词，邓公在会上严厉指出：“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邓公的表态直接为这个案子的最终处理定下了基调。 1986年2月1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静安体育馆召开公判大会，以强奸罪、流氓罪判处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死刑；其余三名同案犯陈冰郎、陈丹广、康也非分别被判处20年、5年和3年有期徒刑。 判决后，除康也非外，其余五人均提出上诉，胡耀邦作出明确批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于是，就有了2月19日，公审枪决的场面。 这个案子，在当时所掀起的舆论风暴，还把一位正当红的女明星给毁了。 由于陈小蒙等人主要瞄准的是上海文艺界，且手段极其流氓，各种小道消息在坊间满天飞，传的最凶的一则是：在陈小蒙那本“采花”笔记中，有一位是当时上海滩的“龚姓”当红女星，甚至还有人添油加醋，编造出这位女星与案件有染、是受害者乃至所谓“参与者”的谣言。 在当时，这个“龚姓”的标签，几乎是集体指向了红透半边天的影后——龚雪。 1984年，她刚刚凭借电影《大桥下面》一举夺得金鸡奖和百花奖双料影后，是那个年代公认的“第一美人”和票房保证。 谣言如野火般蔓延，真相根本没人信。 其实，陈小蒙笔记本上的“龚姓女青年”只是一名普通职工。 就这样，龚雪一夜之间从神坛跌落，在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外界非议下，最终彻底息影，远走美国。 国外媒体报道这个案子，当时有这样的评论：“中国国内宣布对高级干部子弟判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