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得水，1931年5月参加农民协会投身革命工作，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3月任中共文登县委武装小组主要负责人。1935年冬，创建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并担任大队长。 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怎么就扛起了枪，成了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飞檐走壁”于司令？这得从他那个吃人的世道说起。于得水原名叫于作海，老家在文登葛家镇洛格庄村。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因为交不上租子，被县衙抓去坐牢，祖父母、长兄和弟弟，活活冻饿而死。 眼睁睁看着亲人一个个没了，他心里那股火，憋得难受。这世道，不造反，活不下去。十八岁那年，他开始拜师学武，想着有身功夫，就不怕人欺负。谁曾想，这身好武艺，后来成了他闹革命、杀敌人的看家本领。 1933年春天，他入了党，心里那团火找到了方向。他拉起一支十几人的小队伍，在文登、牟平、海阳一带秘密活动，宣传抗日，夺地主和反动军警的枪。这就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同年7月，一次在家开完党员会议，被村里的坏蛋告密，葛家“联庄会”上百号人把他家围了个水泄不通。眼看没路走了，于得水急中生智，跳上柜子，双手抱住房梁，双脚用力蹬开屋笆，硬是从屋顶钻了出去。敌人开枪，他翻墙越院，最后躲进邻居家的炕洞，这才捡回一条命。可敌人没抓到他，转头就对他的家人下了毒手。母亲被活活打死，父亲和妻子受尽酷刑落下残疾，他五岁的孩子，连吓带打，也没了。家破人亡，血海深仇。但于得水把个人的恨死死压在心里，为了躲避追捕，他化名林得胜，一头扎进昆嵛山的沟沟壑壑，继续他的武装游击。 真正的考验在1935年冬天。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一一·四”暴动，于得水是东路三大队的大队长。暴动遭到残酷镇压，主要领导张连珠、程伦等人牺牲，革命陷入低潮。就在这最黑暗的时候，于得水带着暴动失败后仅存的三十多人，撤进了昆嵛山深处。没有根据地，他们就以天险“老蜂窝”山洞为家；缺粮少弹，就靠野果充饥，拿大刀训练。 就是这支衣衫褴褛、装备简陋的队伍，被历史铭记为“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你知道吗，这支队伍分量有多重？它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整个山东乃至北方沿海地区，除了陕北红军之外，唯一保留下来的红军武装火种。敌人悬赏五百大洋要他的脑袋，多次围剿，他靠着地形和群众的掩护，九次化险为夷。 1936年6月，他带队奇袭界石敌人据点，战斗中腹部连中两弹，肠子都流了出来。他硬是用手捂住伤口，继续指挥，直到战斗结束。伤还没好利索，1937年春天，为了解决胶东特委的活动经费，他又带人化装成农民，端掉了垒子盐务局，缴获大批枪支弹药。这一切的坚持，都是为了积蓄力量。 1937年12月24日，天福山起义的枪声打响，于得水率领的这三十多名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员，成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的绝对骨干。起义成功后，他把化名“林得胜”改成了“于得水”。他说：“我这条命是群众给的。我这条‘鱼’，什么时候也不能离开‘水’！” 这个名字，成了他一生的信仰。 回过头看，于得水的传奇，绝不仅仅是个人武勇。他的生命力，深深扎根在胶东的群众之中。敌人抓不到他，是因为老百姓豁出命来掩护他；他能一次次在绝境中拉起队伍，是因为穷苦人相信他跟着他能有活路。 从“一一·四”暴动失败后的低谷，到昆嵛山上红旗不倒，再到成为天福山起义的中坚，这条脉络清晰得很：真正的力量，来自鱼水情深。他后来官至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但每月领了工资，总要按一份长长的名单寄钱寄物，名单上是烈士遗孤、掩护过他的群众、伤残的老战友。他晚年回忆革命经历，讲得最多的不是自己的战绩，而是那些为救他而牺牲的乡亲，常常说到泣不成声。 于得水用他的一生，给“革命”这两个字做了最朴素的注解：不是为了什么宏大的口号，最开始，就是活不下去的穷苦人，想砸碎那个逼死亲人的旧世界。而能成事，是因为他始终记得自己是谁，来自哪里，为了谁。昆嵛山的烽火早已散去，但“鱼”离不开“水”的故事，今天听来，依然滚烫。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