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杀害江姐的凶手，黄茂才被判处枪毙，行刑时，黄茂才大喊冤枉，他大声的呼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无辜的，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 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处置这个突然开口的人。他说的那些话，听起来像是临死前的胡言乱语，但又不像。 那还要从1948年说起。 那一年，渣滓洞来了一批新的囚犯。其中有一个女人，叫江竹筠，重庆地下党的联络员。她被押进来之前，已经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打击，丈夫彭咏梧在1948年1月16日的突围战斗中牺牲，头颅被割下挂在奉节竹园坪场的城楼上示众。 江竹筠得知消息时，正在重庆等待上山的接头信号。她没有崩溃，对组织说了一句话："彭咏梧倒下的地方，我应该继续战斗。" 回到川东的江竹筠，独自接手了丈夫留下的地下工作线。 然而没过几个月，由于原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叛变，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随后也出卖了大批同志，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万县被捕，随即押往渣滓洞。 黄茂才是渣滓洞的一名普通看守，家境贫寒，靠母亲托人求情才谋到这份差事。他见过太多遍体鳞伤被抬回牢房的人，但江竹筠是他见过的、审讯之后仍然能挺直背脊走路的人。 两人之间的关系，起初只是一点乡音的缘分。一位姓曾的女囚用自贡话问了黄茂才几句，冰层就这样慢慢裂开了缝。 后来，黄茂才开始替狱中的人办一些小事。带毛线进去，带折叠成指甲盖大小的纸条出来，带卷成细筒的报纸进来。每次交接，手心都是汗。 1949年8月，江竹筠托人带出了一封信。写信的条件极为艰苦，受过重刑的右手几乎抬不起来，江竹筠将吃饭时藏下的筷子磨成竹签，用烂棉絮灰与水调成墨，在毛边纸上一字一字写下来。 收信人是彭咏梧前妻的弟弟谭竹安，代为抚养她儿子彭云。 信里有一段话，后来被称为"示儿遗书"中最令人动容的部分：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 这封信，正是通过黄茂才辗转传递出去的。黄茂才先后为狱中战友带出了三十多封书信，带进药品、报纸，还充当越狱计划的传递中间人。他化名"黄克诚""张力修"，成了那座监狱里一条隐秘的通道。 然而命运并没有给这些人留下时间。1949年11月14日，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撤退前夕开始清狱，江竹筠与李青林、齐亮等三十人被押往歌乐山电台岚垭执行枪决。 就义前，江竹筠换下囚服，穿上了被捕时的阴丹士林蓝旗袍，把所有能送的东西分给了狱友，走向刑场时高喊口号，声音清晰。 黄茂才那天不在渣滓洞。他奉命回乡探亲，等赶回来，牢房已经空了，地上有洗不干净的痕迹。 重庆解放是1949年11月30日，比11月27日的渣滓洞大屠杀晚了三天，比江竹筠的死晚了整整十六天。 解放之后，黄茂才的处境急转直下。他身上有渣滓洞看守的经历，说自己帮过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当时健在的人能为他证明。1953年，他以"国民党特务"的身份被判处死刑。 站在刑场上，黄茂才喊出了那句话。 行刑暂停，改判无期。 但证明自己清白，比服刑更难熬。他说出的每一个名字，许多人早已不在人世；他描述的每一件事，都找不到旁证。出狱后，"历史不清"的帽子压了他近三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