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山西古城。一位富家小姐翻开进步杂志，被其中一篇杂文的犀利笔锋击中。她提笔写信给那个素未谋面的作者："先生，我想认识你。" 写信的人叫任敏，收信的人叫贾植芳。 贾植芳那年二十八岁，流亡陕西，身无长物。但他的狼狈，是有来历的。 1935年12月9日，北平的学生走上街头，高喊反对日本侵略华北的口号，史称"一二·九"运动。彼时贾植芳正在崇实中学读书，也跟着人群走了出去。 1936年1月，他被北平警察局以"共产党嫌疑犯"的名义逮捕。两个月后，伯父花钱把他保出来。 同年5月，家里人大约是觉得他留在北平不安全，便托人安排他去日本留学，入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日文，9月考入日本大学经济科。 就是在东京，他走进了内山书店，在书架上看到了一本上海出版的进步文学刊物《工作与学习丛刊》。那是一本坚持鲁迅传统的刊物，主编叫胡风。 贾植芳把自己一篇写北平监狱生活的小说《人的悲哀》投了过去，没想到不到两月便收到了回音：稿子登出来了，附着三十多日元稿酬，还有主编胡风亲笔写的热情来信。 那是1937年初。两个素昧平生的人，从此成了朋友。 鲁迅在1936年10月去世了，贾植芳后来不止一次说，鲁迅是他唯一始终崇拜的中国现代作家。而胡风，是鲁迅亲炙的弟子，也是继承这条路的人。 两人书信往来不断，却长期没有见过面。直到1939年，贾植芳辗转来到重庆，给胡风去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在一家小报工作。 胡风接到信，几乎跑遍重庆大大小小的报馆才找到他，满头大汗地出现在贾植芳面前，还带来了当年积压未寄的稿费。 正是在四处流亡的这段时间，任敏的那封信找到了他。 任敏出身山西富家，受过良好教育，读进步刊物，眼界并不窄。两人见面是次年春天，地点在黄河边的一座小城。既没有繁文缛节，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婚礼仪式。 只有黄河的涛声作证，两人对天立誓，就算成了婚。那年任敏二十二岁。 婚后三个月，贾植芳因文字得罪当局，夫妻连夜出逃，开始了更长时间的颠沛。1947年，他又一次被国民党政府关押。狱中有特务来做交易，条件很简单：说出胡风的藏身地址，就放人。 贾植芳的回答是：他根本不认识胡风这个人。 然而到了1955年，政治风向变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贾植芳这一次偏偏改了口，咬定自己与胡风是朋友，死不松口。 5月15日，他被关入上海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单人监房。两天后，任敏被关进了上海南市监狱。 同年9月，任敏获释，但这不是苦难的结束。1959年春，任敏被下放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州的半牧区，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当年12月，又被关入当地公安局看守所，直到1963年3月才出狱，随即被遣送至青海劳改农场的农牧机械厂劳动。 那几年，任敏在青海的监狱里背过死尸，在三年自然灾害最难熬的时候挣扎在饥饿线上。 1963年10月，贾植芳在狱中收到一个包裹，外面裹着一块家乡织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只核桃。 贾植芳后来回忆说，他抱着那个包裹哭了，反复告诉自已：她还活着，任敏还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