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独立后，大量科学家被中国“接纳”。而这些科学家来到中国后，不少人第一个要求竟然是：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然后第二个要求才是诸如待遇家人的问题。这给当时的我们极大的震撼。 - 1992年的基辅日子突然变得特别难熬，物价像脱缰的马一样疯涨通胀飙到两千倍经济一年缩水将近四成，普通人每天盯着电子屏上跳动的数字心里发慌，这不是书里的案例而是老百姓实打实要面对的生活崩塌，很多原本做高端科研的人一下子连基本生活都难维持， 苏联一解体，乌克兰虽然接过不少原本属于苏联的军工厂和科研家底，可国家经济却一下子塌了下来，很多原本水平很高的工程师和专家收入低得可怜，一个月折算下来连二十美元都不到，火箭专家转投木工行当，核动力专家摆摊售皮带。院士级科学家月入微薄，甚至难支取暖费用。科研单位亦举步维艰，如此现状，令人扼腕。 这批技术水平很高的人很快被很多国家盯上因为他们手里有宝贵经验，韩国开出提前发三个月工资的条件美国给高薪还配绿卡看起来非常诱人，可不少人很快发现西方真正想要的是技术图纸和数据而不是科学家本人，去了以后很多人只能做辅助工作逐渐变成被利用完就丢的工具人， 就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启动了引进专家合作的计划来到中国的人可以直接参与核心项目，住房孩子上学生活条件都被安排好科研环境也很稳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刚开始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那十来年里，中国推进的两千多个军工科研项目当中，有不少都和乌克兰专家一起合作完成，陆续有上万名技术人员来到中国交流研究，双方的合作关系也逐渐稳定下来， 当时中国方面原本以为这些生活困难的科学家最关心的肯定是工资待遇和家庭安置，可一些关键人物刚到中国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却完全不同，瓦良格号总设计师巴比奇还有安二二五运输机设计负责人金琴科都先问能不能恢复党员身份，他们认为信念和组织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物质条件反而被排在后面， 说到底这和他们以前搞科研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在苏联那个时候做科研特别讲究组织里的集体合作，只要是党员一般更容易参加关键项目，设备也能优先用，在团队里干活也更稳定，后来苏联一解体，很多原来的基层组织慢慢散掉，原本成体系的科研队伍也被拆开，这些人丢掉的不只是工作岗位，更是几十年习惯的那套工作方式，而中国相似的集体科研模式让他们又找回了归属感， 后来很多乌克兰专家在西安成都重庆等地长期工作当地甚至专门建起专家居住区还保留他们熟悉的生活习惯，相关部门允许部分外国专家以特殊身份参加组织活动精神上的认可让他们更加投入科研，巴比奇团队很快完成瓦良格号详细测绘为后来辽宁舰改造提供关键技术路径，航空发动机专家等人也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一些核心技术难题， 随着时间推移不少合作成果逐渐落地有人拿到大量专利有人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有些专家后来退休在中国生活还有人继续在科研一线贡献经验，当年很多人以为靠钱才能留住人才但事实证明信念使命和归属感同样能产生巨大力量，这段经历也成为中乌科技合作历史里非常独特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