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被捕时之前，其实朱枫已经拿到了吴石为她开具的通行证，但是当她到达定海后，始终没有去往上海的船只，就这样，朱枫被蔡孝乾出卖后被捕。 把时间拨回1950年初的那个寒冬，看看在当时那个连空气都凝固的棋盘上，吴石和朱枫到底面临着怎样让人绝望的死局。 当时的大环境极其险恶。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经国亲自主导岛内的“反渗透”清洗，整个台湾岛风声鹤唳。对于离台的交通工具，管控严苛到了变态的地步。去香港绝对是一个理论上最安全、但实际上完全走不通的死胡同。咱们先说飞机。在那个年代，飞往香港的航班根本没有普通人的立足之地。别说朱枫当时拿着的是假身份，就算贵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本人，想搞到一张飞香港的机票都比登天还难。那条空中航线，完全是被极其少数的国民党高层死死垄断的特权通道。登机人员的身份审查，可谓是拿着放大镜在查验。吴石哪怕借着公务的名义自己飞，也绝对没有任何可能带走身份极其敏感的朱枫。 既然天上飞不了，走海路去香港行不行？现实同样令人绝望。当时往返台湾和香港的客船，班次极少，且毫无规律可言。那个节骨眼上，台工委负责人蔡孝乾已经第一次被捕，这个软骨头随时可能全盘托出所有的秘密。朱枫连一天的闲暇都等不起，她必须立刻、马上从台北的视线中消失。指望在码头慢慢等一艘去香港的船，无异于把脖子洗干净了等屠刀落下。更要命的是，随着台工委遭到重创，林义良组建的交通线此时已经全面瘫痪。吴石和朱枫失去了与其他地下党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根本没法利用组织的网络来安排一条安全的赴港通道。 这就逼着吴石只能做出他当时认知范围内，唯一还有一线生机的决断：把朱枫送往舟山。 对于朱枫来说，只要顺利抵达舟山定海，理论上随便找一条小渔船，趁着夜色“穿火线”，短短几个小时就能踏上解放区的土地。 更重要的一点，朱枫本就是浙江镇海人。镇海就在舟山对面，她对那一带的风土人情门儿清，甚至在舟山还有人脉。而且，吴石让副官聂曦帮忙办理的特别通行证上，用的是假名字。只要朱枫到了舟山后能迅速找到船离开，特务头子谷正文就算有通天的本事，也无法立刻从堆积如山的离岛记录中筛查出朱枫的去向。这本是一场和死神赛跑的完美撤退计划。 带着这张承载着全组希望的通行证，朱枫搭乘军机顺利降落舟山。她找到了故交——存济医院的院长顾孙谋。在顾家人的掩护下，她暂时藏身在定海。此时的朱枫，其实已经半只脚踏入了安全的家门，那道浅浅的海峡对面，就是她朝思暮想的故乡。 可现实的残酷就在于，老天爷和时代的巨浪，都没有给她留下哪怕一丝喘息的机会。 当时的舟山，已经成了国共双方激烈对峙的最高危前线。国民党为了防止解放军渡海，对海面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军事封锁，所有民船严禁私自出海，违令者当场击毙。更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天公不作美。根据气象档案记载，朱枫滞留舟山的那半个月里，当地连日狂风暴雨，海面风急浪高。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政治高压和自然环境下，哪怕朱枫开出再高的重赏，哪怕当地的船老大再熟悉水路，也没有一个人敢在枪子儿和巨浪面前要钱不要命。 有朋友可能会问，朱枫不能自己买条船开回去吗？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美好设想。在一个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和巡逻炮艇的军港，一个外地口音的单身女子想要搞到一艘船并瞒天过海地驾驶离开，根本毫无可操作性。她就这样，被死死地困在了距离家乡只有几十公里的地方。每天听着海浪的呼啸，眺望对岸大陆的轮廓，那种近在眼前却始终无法触及的痛楚，我们在今天读来都觉得无比揪心。 朱枫在舟山的风雨中苦苦熬着，等待着天气放晴，等待着封锁松懈。然而，她没等来回家的渔船，却等来了致命的噩耗。 原本已经寻机逃跑的蔡孝乾，竟然在街头再度落网。这一次，他彻底撕下了伪装，心理防线全面崩塌。他毫无底线地叛变了，像倒豆子一样供出了包括吴石、朱枫在内的所有核心机密和联络线索。这份彻头彻尾的背叛，直接斩断了朱枫最后的生路。 谷正文顺藤摸瓜，立刻带人查抄了吴石的公馆，并在里面搜出了聂曦为朱枫办理那张通行证的副件。这致命的物证，瞬间将谷正文的目光引向了远在千里之外的舟山。一张天罗地网，迅速在定海县城铺开。1950年2月18日，那天正是农历的大年初二，本该是万家团圆的日子。躲藏在舟山半个多月的朱枫，最终未能逃脱保密局特务的魔爪，在定海不幸被捕。 被捕后的朱枫深知自己掌握着多少战友的命脉。为了保护吴石和党组织，她趁看守不备，毅然将随身大衣夹层里的金饰咬碎吞下，企图以死明志。可惜，敌人发现了她的举动，用尽一切手段将她抢救了回来，只为了继续榨取情报。但保密局低估了这位女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面对严刑拷打和高官厚禄，朱枫始终咬紧牙关，没有吐露半个字。同年6月10日，她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年仅4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