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天，一个下着雨的晚上，山西辽县的一处荒坡上，23岁的江涛跪在泥地里，身边是倒下的战友，面前是敌人黑漆漆的枪口。 江涛是河北平山人，家里祖辈务农，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跟着表哥参加了晋察冀的抗日义勇军。表哥在1938年的反“扫荡”中牺牲，他没退，反而更坚定了要打鬼子。到1940年，他已经是辽县游击队的排长，手底下管着三十来号人，个个都是土生土长的庄稼汉，枪是缴获的“汉阳造”和老套筒，子弹得省着用。 那晚的雨下得黏糊，泥地踩上去“噗嗤”响。江涛带着两个班去摸日军的运输队，原计划是炸掉鬼子的粮车，再撤回山里。可走到半路，前头的侦察员踩中了地雷，炸起的泥水溅了老高，惊动了鬼子的巡逻队。双方一接火，江涛发现对方不是一个小队，而是整整一个加强中队，足有一百二三十人，还配了两挺歪把子机枪。 他立刻下令撤退，可鬼子的掷弹筒已经响了，一颗炮弹落在队伍中间，炸翻了三个战士。江涛的腿被弹片划开一道口子，血混着雨水流进鞋里，他咬着牙，搀着一个伤员往坡上爬。后面的人边打边撤，可鬼子的火力太密，又有几个倒下。等江涛退到荒坡，身边只剩下五个弟兄，其中一个还抱着炸药包，说“排长，我掩护，你带他们走”。 江涛没走，他让四个弟兄往东边山沟撤，自己留下来断后。他趴在泥地里，用步枪点射，把冲在最前面的两个鬼子撂倒，可很快，机枪的火舌就扫了过来，打在他身边的土堆上，泥块溅到脸上。他感觉胸口一热，低头看见棉袄渗出血，知道是挂彩了。这时，鬼子的刺刀已经逼近，他没站起来，而是顺着坡势滚到一块凹地，抓起地上的泥土抹在脸上，想装死。 可鬼子还是发现了他，一个伍长用枪托砸他的肩膀，喝令他跪下。江涛就那么跪在泥水里，枪口顶着脑门，身后是牺牲的战友，有的睁着眼，有的还保持着射击的姿势。雨越下越大，打湿了他的头发，混着血水流进眼睛，涩得生疼。他没求饶，也没说话，只是盯着鬼子的皮靴，心里默念着表哥牺牲前说的话：“别当孬种，死也得站着死。” 就在鬼子要扣扳机的时候，山沟里突然响起枪声，是撤回来的弟兄带着增援的区小队赶到了。鬼子慌了，伍长松开江涛，转身去拿机枪，江涛趁机扑上去，抱住他的腿，把人拽倒在地。两人扭打时，区小队的子弹扫过来，鬼子倒下一片，伍长也被击中，挣扎几下不动了。江涛爬起来，捡起地上的枪，却发现自己的腿已经站不稳，只好扶着战友的肩膀，一瘸一拐地往山上撤。 那一仗，游击队牺牲了十二个人，炸掉了鬼子的三辆粮车，还缴获了一箱药品和十几条枪。江涛被送到后方医院，取出腿里的弹片，养了三个月才下地。伤好后，他没回辽县，而是主动申请去了更艰苦的雁北地区，说“那边还有鬼子，我不能歇着”。 江涛的故事，在当年的晋察冀边区不算稀奇。1940年，华北抗日根据地正处于最艰难的阶段，日军搞“囚笼政策”，修公路、筑碉堡，企图把八路军困死在山里。像江涛这样的基层指挥员，每天面对的不是宏大的战略，而是具体的生死：哪里能走，哪里有地雷，哪个战士该换岗，哪批粮食得抢在鬼子前面运走。他们的勇敢，不是电影里的“慷慨赴死”，而是在泥地里爬、在雨里跪、在子弹擦着头皮飞过时，还能咬着牙完成任务。 后来有人问江涛，当时跪在鬼子枪口下怕不怕，他说：“怕，但怕也没用。弟兄们都看着你，你一软，他们就更危险。”这句话，道出了抗战中无数普通军人的真实心态——恐惧是人的本能，可责任和信任，能让人战胜恐惧。 1940年的那个雨夜，荒坡上的泥水浸透了江涛的膝盖，也见证了一个23岁青年的成长。他没当成什么大英雄，只是在该站出来的时候站了出来，在该扛住的时候扛住了。正是千千万万个这样的江涛，撑起了华北抗战的天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