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0日晚8点，北京一间病房里，88岁的邓颖超已经认不清身边任何人了

1992年7月10日晚8点，北京一间病房里，88岁的邓颖超已经认不清身边任何人了。秘书赵炜趴在她耳边轻声报告来人的名字，她竟用尽全身力气，从喉咙里挤出两个字——"李鹏……" 没人想到，这是她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不是丈夫的名字，不是任何遗嘱。一个无儿无女的88岁老人，临终前喊的，是别人家的孩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故事要从1904年说起。邓颖超出生在广西南宁一个武官家庭，父亲邓廷忠是清末镇台。听着还不错是吧？ 但她8岁那年，父亲得罪了上司，被流放新疆，最后客死异乡。从此母女俩颠沛流离，从广西辗转上海，最后在天津落了脚。 母亲杨振德懂中医，在育婴堂当大夫，挣不了几个钱。邓颖超后来考师范，不是因为有多热爱教育——是因为师范免学费。穷人家的孩子，没那么多选择。 1919年，五四运动炸了。15岁的邓颖超二话不说冲上街头，站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地演讲。台下坐着一个21岁的青年，叫周恩来。多年后邓颖超回忆这天："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他长得那样漂亮，我又不大好看，没往那方面想。" 但她不知道，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早已在周恩来心里投下了涟漪。 1920年，周恩来去法国留学，两人靠书信往来。聊革命、聊信仰、聊救国，前后通了250多封信。 直到1923年，邓颖超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德国革命者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画像，背面是周恩来的笔迹——"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这算什么情书？但邓颖超懂了。1925年8月8日，两人在广州结了婚。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请了两桌人，张治中、陈赓都来了。 张治中让邓颖超讲恋爱经过，因为她个子矮，还被要求站在板凳上。周恩来在下面紧张得不行，怕她应付不了。结果邓颖超从头讲到尾，一点不怯场。张治中夸她"周夫人，名不虚传"。邓颖超当场怼回去："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 但命运很快给了这对新婚夫妻一记重拳。 婚后不久邓颖超怀孕了，可当时她一门心思扑在革命上，悄悄买了中药把孩子打掉了。一个人疼得在床上打滚，满地是汗。 周恩来知道后大发雷霆——这是邓颖超第一次见他发那么大的火："孩子是我们两个人的，你怎么不跟我商量？" 后来邓颖超再次怀孕，这回她拼了命地养胎。结果胎儿太大，难产三天三夜生不下来。最后医生不得不动用产钳，强行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头颅受伤，出生即夭折。 还没来得及恢复，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到处搜捕共产党人。邓颖超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逃离广州，一路辗转找到上海的周恩来。从此，她再也无法生育。 一生无子。这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辈子最深的遗憾。 既然命运不给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就把爱给了别人家的孩子。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辈子照顾了无数革命烈士的遗孤，其中一个叫李鹏。 1931年，李鹏的父亲李硕勋在海南被捕牺牲，那年李鹏才3岁。母亲赵君陶带着他东躲西藏，日子苦到了骨头里。 1939年，邓颖超到成都出差，特地去看望了寄宿在姨妈家的李鹏。她搂住这个瘦小的孩子，叫他小名"兰兰"。一看他额头上包着纱布，赶紧问怎么回事。原来日军轰炸成都后，李鹏夜夜做噩梦，不小心从上铺摔了下来。 邓颖超二话没说，把李鹏带去了重庆，安排他进育英中学读书。1940年，12岁的李鹏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注意到他有点驼背，拍着他的后背说："要挺起腰板，堂堂正正做人。" 从那以后，李鹏管周恩来叫"周伯伯"，管邓颖超叫"邓妈妈"。 但李鹏后来说了一句话，让人动容："周伯伯和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女不只我一个，我并非他们的养子。"这话说得谦虚，但事实是——邓颖超对李鹏的照顾，丝毫不比亲生母亲少。 邓颖超叮嘱赵炜：把骨灰盒留着，以后装我的。赵炜每年立秋都把那个骨灰盒拿出来通通风，整整保存了16年。 1978年，邓颖超写下第一份遗嘱，提了几个要求：遗体解剖供医学研究，骨灰不保留撒向海河，住所交还国家不得建纪念馆。她甚至专门写了一条——不能因为她和周恩来的关系，给任何亲属搞特殊安排。 去世前她还交代：给我穿上16年前送恩来时穿的那件旧衣服就行。 1992年7月11日凌晨6时55分，邓颖超在北京平静离世。7月18日，秘书赵炜捧着那个保存了16年的骨灰盒，登上"新海门"号，将邓颖超的骨灰和月季花瓣一起撒入天津海河入海口。 两岸数十万群众伫立街头，船只齐声拉响汽笛。 16年前周恩来的骨灰从天空中飘落海河，16年后邓颖超的骨灰从船上撒入同一片水域。隔了16年，他们终于在海河里团聚了。 她一辈子没当过母亲，却当了无数孩子的"邓妈妈"。她是全国政协主席，走的时候身上穿的是一件满是补丁的旧衣服——因为那件衣服上，还留着送别恩来时的温度。 她这一生，把自己活成了一句话：我的一切，都交给国家。骨灰不留，撒向海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