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开国元帅的叶剑英，晚年的生活却十分简朴，从他一家人的全家福就能看出来，没有一个人身上穿着的是华丽的服装。 1978年，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一间会议室里，叶剑英面对中共中央的几位重要成员，说了一句沉声但坚定的话：“要尽快确定对美关系正常化的时间表。” 他清楚，那不仅是国家走出封闭的机会，更是一次博弈。 他翻阅了大量资料，逐字斟酌上海公报的表述，研究外交措辞。他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没有动摇过，但他也知道，战略上要拿分寸，语言上要有余地。 那时叶剑英已经年过七十，他常说：“现在多担点，不然年轻人还怎么干？” 在那次谈判准备中，他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建议，应明确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前提。叶剑英的意见最终被纳入到1979年中美建交的正式文件中。 他没有出镜，也没去华盛顿，却定下了最关键的原则底线。 时间往回推十二年，1966年西安事变三十周年那天，叶剑英正在整理旧档案。他指着一封电报说，那年张国焘发出这封密电，要把红军拉到南下，他心里就有数了。 他没犹豫，直接把电报送去延安毛泽东处。当夜，中共中央决定北上，放弃南下计划。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说：“那一晚救了红军。” 叶剑英这辈子做事，总是这样，不声张但果断。他不追功，也不争位置。 还有一次，在1956年推进国防科技体系建设时，他负责组织军内技术力量参与“两弹一星”工程。当时人手紧，设备也不全。 叶剑英顶住压力，去找聂荣臻商量，又去动员军工科研单位参与。他一句话：“再难也得搞，我们不能让人卡着脖子活。” 1964年原子弹成功试爆那天，他人在北京，但坐立不安，盯着报表、时序、天气数据，一分钟都没离开办公桌。试验成功的消息传来，他只说：“算没白忙。” 周恩来在一次内部会议中这样评价叶剑英。这不是溢美，而是准确。叶剑英是黄埔军校创校元老之一，当年他在军校任教时，经常亲自跑战术课和地图实习，一口气能讲两小时，不喝水。 他对学员要求极严，但凡看出谁有兵痞习气，他立即叫停。那时候叶剑英已意识到，要救国不能靠一腔血性，要靠理性和组织。 他的政治判断也极准。1936年西安事变谈判期间，蒋介石态度反复，张学良意气用事，周恩来需要一位能镇住场子的角色。 叶剑英拿出蒋过去对日不抵抗的几段电报，分析给张学良听：“你真要把他送走，抗战也得不了好。”几句话，让张的怒气消了大半。 晚年，叶剑英喜欢研究中医。他家里没高级药材，偏偏爱研究偏方。他女儿鼻炎严重，他从老百姓那听说“鹅不食草”能缓解，自己动手配药尝试，直到有效。 钓鱼也是他的爱好，但从不张扬。人找他谈事，他常约去钓鱼点，一边钓一边谈，比坐会议室还有用。 真正的权力不是挂在墙上的头衔，而是关键时刻的一锤定音。叶剑英三次在国家转折点上做出决定，每次都避开了灾难。他的沉默不是退让，而是厚积薄发。 他曾说：“不贪不躁，不声不响，也能做事。”全家福拍摄那天，家人都说穿旧衣服就好，他笑笑没说话，只说早点拍完，他还要去看一份广播局的材料。 这是叶剑英，一个用几十年低调稳重，扛起国家大局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