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江青“两案”成员被捕后，要选谁出来负责审判他们，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华主席、叶帅、邓公都推选了他。 彭真，当时已经沉寂了整整十年。从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开始，他就被扣上“反党”的帽子，遭受审查，长时间与世隔绝。 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这位老一辈革命家才重新回到北京政治舞台。相比那些在文革期间活跃的人，彭真的“干净”反倒成了他最大的优势。 他的态度很明确，不轻信口供、不冤枉任何人。彭真亲自审阅材料，反复叮嘱下属：得靠证据说话，不靠情绪。“法律是带刺的铁丝网，不能随便越线。”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他提出了一个具体策略：林彪、江青虽同属“两个集团”，但案子要分开查，各自归类，逐个突破。他担心一锅端容易造成责任模糊，反而给后人留下翻案的空子。 彭真的谨慎和坚决，其实早在1954年就显现出来。当年主导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工作时，他对条文逐字推敲，有时一行字来回改几遍。 那时候，有人觉得他太较真，但时间证明，正是这份认真为新中国的法律体系打下根基。他后来也常说：“写法律，不能靠拍脑袋；审案子，更不能。” 1980年底，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法庭里，聚集了全国的注意力。江青站在被告席上，不断把责任推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试图撇清自己。 彭真并未出现在现场，但他早已布下所有证据，公诉人每一个问题、每一份证据的节奏，背后都有他的安排。他清楚，这场审判不仅是清算文革罪行，更是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当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一个个被定罪，庭审画下句号后，彭真并没有立刻接受媒体采访。他只是简单说了一句：“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 对于他来说，参与这场历史性的清算，不是荣誉，是职责。多年后，参与这场工作的老干部回忆说：“彭真那几年吃得很少，整夜不睡。说到底，他怕重演文革的荒唐。” 彭真的谨慎源于亲身经历。 1965年，他因对《海瑞罢官》事件的处理不符合毛泽东的政治意图，被定性为“右倾”，直接触发他仕途的断裂。那一年，北京市委整肃，他成了第一个被整倒的“老帅”。 被批斗期间，他什么都没解释，只说：“我问心无愧。”十年之后，他用实实在在的法律工作，证明了当年那句话的份量。 林彪虽已在1971年叛逃途中身亡，但他留下的案卷、录音、指令，彭真逐一复查，不放过一条线索。对那些参与者，他主张区分主犯与从犯，不搞株连。 这一点，邓小平也高度认可。 1981年，国家终于对“两案”做出最后判决。江青、张春桥被判死缓，姚文元、王洪文则分别判处二十年与无期徒刑。消息一出，全国上下反应强烈，但没有出现混乱或不满。 这正是彭真最大的成功，用法律取代情绪，用程序压倒个人意志。 这场审判，不只是惩罚了几个罪人，更让全国开始重新相信法治。彭真后来继续主持立法工作，推动一系列法律出台，逐步恢复被文革打断的法治进程。 他晚年不再频繁露面，只偶尔对身边人说：“很多事情，不能说做完了，就是没事了。得一直看着，不然又走回老路。” 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他做的事，也许不会被每个人记住名字，但留下的制度，却一代代延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