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陕西一少年将自己在河里捡到的“皇后之玺”捐献给国家，得到20元奖励，没想到44年后，博物馆再次联系上他：你捐的是国宝，价值不可估量！赶紧过来领奖！ 十三岁的孔忠良，那天放学后磨磨蹭蹭走在渠边，眼睛习惯性地往泥地里扫。水渠刚清过淤，湿泥在夕阳下泛着黑亮的光。他脚趾头踢到个硬东西，蹲下去用手一抠，是块方方正正的“白石头”。擦掉泥，石头温润透亮，顶上趴着个从没见过的兽，底下还有几个弯弯绕绕的字。他只觉得稀奇，顺手揣进打了补丁的衣兜里，心想拿回去磨平了，说不定能刻个名字玩。 晚饭时，他把石头递给父亲孔祥发。孔老汉放下碗，在油灯下翻来覆去地看。手指肚摩挲着玉面，冰凉滑腻；那兽形雕得张牙舞爪，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威严。老汉没念过几年书，但常听老人讲古，心里咯噔一下：“这东西，怕不是个古物。”他盯着儿子，语气少有的严肃：“明儿个，咱去西安，交给国家的人瞧瞧。” 那会儿是1968年，外头正闹得厉害，“破四旧”的风刮得正猛。多少老物件、老书籍被砸烂烧毁，谈论文物？搞不好要惹麻烦。可孔祥发这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心里就认一个死理：不是自家的东西，不能昧；老祖宗留下的宝贝，更不能糟践。 第二天天没亮，爷俩揣上几个冷窝头，沿着土路就往西安走。四个多钟头，几十里地，孔忠良走得脚底板发胀，心里却莫名地踏实。父亲一路上没怎么说话，只是偶尔回头看看他，眼神里有种庄稼人对待土地般的郑重。 到了陕西省博物馆，接待的专家起初表情平淡。可当那块沾着泥土的玉石被小心擦拭，露出真容时，空气仿佛凝固了。专家们凑在放大镜前，呼吸都放轻了。半晌，一位老专家抬起头，声音发颤：“这……这可能是汉代皇后的玉玺！”经过紧张考证，结论出来了：上等新疆和田羊脂白玉，螭虎钮，“皇后之玺”四个篆字清晰规整。 出土地点距离刘邦和吕后合葬的长陵仅一公里，形制与《汉官旧仪》记载完全吻合。这就是西汉开国皇后吕雉的印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枚汉代皇后玉玺，填补了历史的空白，真正的无价之宝。 专家激动地告诉父子俩，这东西价值连城。孔祥发却只是憨厚地笑了笑，搓着粗糙的手：“国家的宝贝，就该国家保管。搁俺家，指不定哪天就当腌菜石了。”他们坚决不要报酬。 博物馆领导心里过意不去，当时馆里经费也紧，几个工作人员凑了二十块钱，硬塞给孔老汉，说是来回的路费。又请他们到附近小馆子，吃了碗热腾腾的羊肉泡馍。那碗泡馍的香气，连同那天博物馆里凝重的气氛，成了孔忠良少年记忆里最特别的一笔。 回去后，日子照旧。孔忠良继续上学、务农，后来结婚生子，成了一个和父亲一样本分的农民，守着韩家湾的几亩黄土地过活。那段献宝的经历，他很少对人提起，就像一阵风，慢慢沉进了岁月深处。那枚玉玺的命运却比他曲折。它曾一度被调往北京，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才重回陕西，最终在改建后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安家，成了镇馆之宝，每天接受无数游客惊叹的目光。 时光一晃就是四十四年。2012年，孔忠良已经五十七岁，两鬓斑白。一个平常的春日，他扛着锄头正要下地，村支书领着几个穿衬衫的人找上门来。来人亮出工作证，笑容满面：“孔大爷，我们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您44年前捐的那枚皇后之玺，是国家一级文物，是无价之宝！我们专门来请您去参加表彰大会！”孔忠良愣在院子里，半晌没回过神。 他早把这事忘得差不多了，以为除了自己和父亲，没人会记得。他佝偻着腰钻进里屋，翻箱倒柜，从一个生锈的铁皮饼干盒里，找出一张毛了边的纸条，上面是当年那二十块钱的简单记录。他的手有点抖。 表彰大会那天，他翻出只有过年才穿的中山装，袖口还带着淡淡的樟脑味。站在台上，灯光有些晃眼。当主持人念出他的名字，台下掌声雷动。 他隔着玻璃展柜，再次看到那枚玉玺——温润莹白，和记忆里一模一样，只是当年那个在水渠边刨泥巴的少年，已经成了满脸皱纹的老汉。他握着话筒，喉头有些发紧，话还是那么朴实：“我就想着，这么金贵的东西，放俺家腌酸菜的缸边上，白瞎了。交给国家，才是它该待的地儿。” 二十块钱，在当年能买不少东西，但比起国宝的价值，微不足道。博物馆补发的证书和奖牌，也远非金钱可以衡量。这件事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捡到宝”的运气，而是在那个特殊的、甚至对文物不太友好的年代，一对普通农民父子近乎本能的抉择：不属于自己的，坚决不拿；属于国家和历史的，毫不犹豫地归还。这是一种深植于土地、源于古老训诫的诚信与无私。 四十四年，玉玺从泥泞中重见天日，成为照亮历史的明灯；少年变成老农，在黄土里耕耘一生，平静坦然。时间给出了最公正的评判：有些价值，无法标价，却能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永不褪色。 当我们如今谈论文物保护时，或许更该想想，支撑那些珍贵器物穿越千年风雨的，除了材质与工艺，是不是还有一代代普通人心中，那份最简单也最坚固的“该”与“不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