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2岁的茅盾出轨23岁的女学生秦德君。不久后,秦德君怀孕,茅盾一把将她搂在怀里,用温柔的言语再一次让她打掉孩子,殊不知,秦德君却吞下了200粒安眠药。 1928年的旧事算一笔账,最惊心的数字绝不是日历上的年份,而是两个冷冰冰的量词:200粒,和2次,这不是什么浪漫主义的注脚,而是实打实的生理代价,200粒,是秦德君在那个男人失联的夜里吞下的安眠药数量。 2次,是她在那个男人的“温柔劝导”下,躺上冰冷手术台做的人流手术,故事的男主角是茅盾,但在1928年的东京,他暂时还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文坛巨匠,只是一个32岁的流亡者,那一年对于茅盾来说是个糟糕的年份,大革命的风暴让他不得不避走日本。 在开往东京的轮船上,他遇到了同样为了疗愈情伤出走的秦德君,23岁的女学生,激进、热烈,像一团火撞上了正处于人生低谷的冰,这并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更像是一次危机时刻的抱团取暖,他们在东京的同居生活,在后来的文学史里被修饰得颇为风雅。 但如果我们剥开那层滤镜,看到的其实是一场极不对等的博弈,茅盾在老家是有妻子的,那是1918年定下的旧式婚姻,妻子孔德沚裹着小脚,没读过书,但在茅盾的账本里,这位旧式妻子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性价值”:她能包揽一切繁琐家务,让他安心搞创作。 这种“相敬如宾”的搭伙过日子,是茅盾不愿意舍弃的基本盘,所以当秦德君在东京第一次发现自己怀孕时,茅盾的反应就很耐人寻味了,他没有展现出初为人父的喜悦,而是迅速开启了风险评估模式。 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孩子会让流亡生活复杂化,会影响前途,他用最温柔的修辞,达成了最冷酷的战术目标,让秦德君去流产,秦德君妥协了,她天真地以为,这只是为了两人未来的“大局”这时候,茅盾确实动过离婚的念头。 他甚至把这个构想摆上了台面,但现实很快给了他一记耳光:离婚需要支付2000元赡养费,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足以让人破产的巨款,更重要的是,这笔钱不仅是经济债务,更是社会声誉的违约金。 面对2000元的止损线,茅盾退缩了,可这时候,秦德君第二次怀孕了,同样的剧本再次上演。茅盾给出的承诺变成了期货:“等我攒够了钱,就离婚娶你”为了这个空头支票,秦德君第二次躺上了手术台。 这哪里是什么神仙眷侣,分明是一场只有一方在不断支付“肉体首付”的烂尾工程,等到两人回国,舆论的压力像潮水一样涌来,茅盾那套在东京还能勉强维持的平衡术,在上海的现实面前彻底崩盘。 他做出了最符合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回归那个有着“功能性妻子”的安全港湾,单方面切断了与秦德君的联系,找不到人的秦德君,在绝望中吞下了那200粒安眠药,她昏迷了整整一周,那200粒药片虽然没能带走她的生命。 却像是一剂猛烈的情感疫苗,彻底杀死了她对这个男人的幻想,这事闹得满城风雨,秦德君索性公开了这段关系,对于爱惜羽毛的茅盾来说,这是比2000元更惨重的名誉损失,故事的结局在1932年画上了句号,那时候秦德君正病重,她收到了一封来自茅盾的信。 信里没有一句问候,没有半点温存,只有冷冰冰的几个字:我要搬家了,这不仅是物理上的搬迁,更是单方面宣布契约解除的最后通牒,秦德君做了一个极具仪式感的动作:她把两人过往所有的书信,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 看着那些纸片化为灰烬,她大概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所谓的“新派才子”在面对责任时,往往比他们瞧不起的“旧式人物”更加精于算计,茅盾在小说里歌颂女性解放,但在自己的人生里,他却利用了旧式妻子的隐忍,又消费了新式情人的肉体。 那200粒安眠药和两次手术的痛,最终只换来了一场关于人性的冷酷教训。有些文人的深情,真的只存在于纸上,一旦落到柴米油盐和利益抉择的现实里,轻薄得甚至不如一片烧焦的信纸。信息来源:人民网《秦德君:被茅盾“遗忘”的女人》
